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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严家炎答问录
2014-11-19 19:35:54  作者:文艺报  来源:文艺报  评论:0 点击:

  我和查良镛——金庸先生曾有机会多次接触,聆听过他的许多高见,但常为时间或场合所限,一些很想知道的问题往往无法涉及,或因谈得不畅而感到意犹未尽。于是我改变办法,事先将问题书面寄给查先生,请他专门接受一次采访,终于1995年3月3日下午实现了这个愿望。近日稍加整理,并请查良镛先生审阅改定。

  这次采访是在轻松漫谈的方式中进行的。可惜当时没有带录音机,记得不好。下面是我提问和查先生回答的大致记录。

  问:您幼年读过四书五经吗?何时开始接触诸子和佛家思想?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看法怎样?

  答:我祖父是清朝进士,大伯父是清朝秀才。到二伯父,就进北京大学国文系念书。我父亲是祖父的小儿子,他上的是震旦大学。我哥哥也上新式学校,与冯其庸是同学。我自己小时候没有进塾读四书五经,一开始就念小学。传统文化除耳濡目染外,主要是我自己慢慢学的。佛经读得更晚。

  我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好东西。像中国史笔讲究忠于事实,记录事实,这就很好,与西方观点也完全一致。史识是作者的,但事实是客观的,不能歪曲。评论可以自由,事实却是神圣的,春秋笔法就是于记载事实中寓褒贬。齐国崔杼杀了庄公,齐太史就记载:“崔杼弑其君。”这位史官很快被崔杼杀了。

  史官的弟弟上任后还是那样记载,又被杀。到第三个弟弟,还是写崔杼“弑庄公”。这种史笔就很了不起。

  我对传统文化是正面肯定的,不会感到虚无绝望。

  当然,中国传统有好的,也有不好的。

  东汉、宋朝、明末都发生过学生运动,就看引导的方向如何。

  我在香港大学讲演,题目就是“君子和而不同”,强调要保持独立思考和独立见解。这就是传统文化观念的现代发挥。

  中国传统文化观念讲究有节制,要含蓄,不赞成廉价宣泄,这也是很好的主张。

  我并不排斥西方。西方哲学家像罗素、卡尔·蒲伯,我也很喜欢。

  问:您何时开始大量接触外国作品?在欧美文学方面,您喜欢哪些作家作品?

  答:抗战后期我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念外交系,那个学校国民党控制很严,国民党特务学生把很多人看做“异党分子”,甚至还乱打人。我因为不满意这种状况,学校当局就勒令我退学。我只好转而到中央图书馆去工作,那里的馆长是蒋复聪,他是蒋百里先生的侄子,也是我的表兄。我在图书馆里一边管理图书,一边就读了许多书。一年时间里,我集中读了大量西方文学作品,有一部分读的还是英文原版。

  我比较喜欢西方十八九世纪的浪漫派小说,像大仲马、司各特、斯蒂文生、雨果。这派作品写得有热情、淋漓尽致,不够含蓄,年龄大了会觉得有点肤浅。

  后来我就转向读希腊悲剧,读狄更斯的小说。俄罗斯作家中,我喜欢屠格涅夫,读的是陆蠡、丽尼的译本。

  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的作品,是后来到香港才读的。

  问:在中国新文学方面,您接触或喜欢过哪些作家作品?

  答:中国新文学作家中,我喜欢沈从文。他的小说文字美,意境也美。鲁迅、茅盾的作品我都看。但读茅盾的作品,不是很投入。

  问:您在《倚天屠龙记》中写谢逊这个灵魂和肉体都受尽创伤的人物时,说他的叹声“充满着无穷无尽的痛苦,无边无际的绝望,竟然不似人声,更像受了重伤的野兽临死时悲嗥一般”,这令人想起鲁迅小说《孤独者》写魏连殳的哭声“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二者意象的相似,是不是说明您潜在地受过鲁迅的影响呢?

  答:是的。我的小说中有“五四”新文学和西方文学的影响。但在语言上,我主要借鉴中国古典白话小说,最初是学《水浒》、《红楼》,可以看得比较明显,后来就纯熟一些。

  问:您从事的编剧和电影的实践,对您的小说创作有什么影响?为什么您的小说笔墨形象特别鲜明,而且具有强烈的质感和动感?

  答:我在电影公司做过编剧、导演,拍过一些电影,也研究过戏剧,这对我的小说创作或许自觉不自觉地有影响。小说笔墨的质感和动感,就是时时注意施展想象并形成画面的结果。

  戏剧中我喜欢莎士比亚的作品,莎翁重人物性格、心理的刻画,借外在动作表现内心,这对我有影响。

  而中国传统小说那种从故事和动作中写人物的方法,我也努力吸收运用到作品里。我喜欢通过人物的眼睛去看,不喜欢由作家自己平面地介绍。中国人喜欢具体思维,较少抽象思考,我注意这种特点,尽量用在小说笔墨上。这些或许都促成了我的小说具有电影化的效果。

  我在小说中也确实运用了一些电影手法。像《射雕英雄传》里梅超风的回想,就是电影式的。《书剑恩仇录》里场面跳跃式的展开,这也受了电影的影响。

  一些场面、镜头的连接方法,大概都与电影有关。

  至于把小说场面舞台化,当然受了西方戏剧的影响。刘绍铭先生曾经提到过《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的“密室疗伤”,是戏剧式的处理。(严插话“其实,这类例子还很多。)

  《雪山飞狐》中,胡一刀、苗人凤的故事出自众人之口,有人说这是学日本电影《罗生门》(据芥川龙之介原作改编》三个人讲故事,讲同一件事但讲法不同。不过,在我其实是从《天方夜谭》讲故事的方式受到了启发。不同之人对同一件事讲不同的故事,起源于《天方夜谭》。

  问:您什么时候开始写散文的?40年代写过小说吗?

  答:写散文主要到香港之后。40年代在陈向平主编的《东南日报》副刊《笔垒》上也发表过散文。

  我在重庆时曾经写过短篇小说,题为《白象之恋》,参加重庆市政府的征文比赛,获得过二等奖,署的是真名。题材是泰国华侨的生活,采用新文学的形式。

  《绝代佳人》是根据郭沫若写如姬的剧本(严按:即《虎符》)来改编的,曾得过新中国文化部的奖。

  问:有人说郭靖形象中有您的影子,这可能吗?

  答:作家其实都有折射自己的时候,都会在作品中留下某种烙印。

  写郭靖时,我对文学还了解不深,较多地体现自己心目中的理想的人格。如果说有自己的影子的话,那可能指我的性格反应比较慢,却有毅力,锲而不舍,在困难面前不后退。我这个人比较喜欢下苦功夫,不求速成。

  到后来,随着对文学理解的加深,实践经验的增多,我的小说才有新的进展。后面的小说,处理这个问题比较好。

  问:可不可以说您把武侠小说生活化了?使武侠小说贴近生活,贴近人生,是您的自觉追求吗?

  答:生活化问题,不一定是有意的追求。我的小说写武功的那些情节,是比较神奇的,并不生活化。

  但一写到人物的经历、感情,以及和人们的相互关系,这些就必须生活化,必须使读者感到真实可信。

  问:据说一九七一年(?)香港的左派青年叫嚷要“烧死”您,因由到底是什么?

  答:不是一九七一年,而是一九六七年。那时中国大陆“文化大革命”正如火如荼,林彪、“四人帮”气焰如日中天,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的事件,香港左派也受影响,起来造反。《明报》当时持稳健的立场,对“文革”有批判、有意见,对香港的左派造反也表示了反对的意见。于是香港的左派提出要杀死5个人,第一名叫林彬,是电台的广播员。左派事先打听好了林彬上班的路线,装成修路工人,拦住林彬的汽车,拉开车门给他浇上汽油,活活烧死。我是五个人中的第二名。另外三人,一位是立法局的议员,一个是香港政府的高级官员,还有一个是新界的群众领袖。林彬事件发生后,香港政府采取措施保护4个人的安全,那时左派就对香港政府武斗,并且到处放炸弹。

  《明报》报社也收到邮包炸弹,后来周恩来总理公开出来表态,才控制住了局面。这就是那场“红色风暴”。

  问:有部《金庸传》里提到您对曾国藩的看法,不知是不是像传中所说的那样?

  答:我年轻时读过《曾国藩家书》,那时对曾国藩是否定的,把他看成汉奸。因为蒋介石很捧曾国藩,我们就坚决反对。后来才改变看法。

  《倪匡金庸合论》那里面对我评论得实在未必对(有关曾国藩)。

  有一部《金庸传》,是根据各种公开的文字材料七拼八凑再加上想象写成的。作者在写作成书之前并没有访问过我。讲我家乡是哪一县、哪一市,很多是错的。还说我50年代初二月份到北京穿一件衬衫和牛仔裤,其实我一辈子从未穿过牛仔裤。在北京二月份只穿一件衬衣,非冻死不可,他以为北京和香港差不多。有关邓小平接见前批示“可以”之类,更是胡编乱造。

  (原载《文艺报》,宇慧文学视界二次校对排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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