韦小宝武功随想
2016-12-23 22:10:32  作者:霍军  来源:《论剑》  评论:0 点击:

  二、防身宝衣与利匕首
 
  韦小宝的厉害,除百战百胜外,也还表现在他的百战不败。前者可以他随身携带的锋利匕首为标记,后者则以他的护身宝衣为象征。
 
  这两样东西原来均是鳌拜之物,在韦小宝奉命查抄这个倒了台的权臣宅第时私充了腰包。那一次,韦小宝以帮助小皇帝扳倒不可一世、权势炙手可热的大奸贼的功臣身份意气风发地进入鳌拜家中,与当朝红人索额图一起大发横财,一下子就各自捞到几十万两银子。这笔巨财与他建立的那个大功劳一样,成了他日后纵横江湖、降伏英豪、无往不利的基础资本。探究一下,这儿的对应关系耐人寻味。杀鳌拜是政治资本,非但赢得小皇帝终身宠幸,也还博取了天下满汉士人的一致赞誉,使他处处以英雄身份出现,享尽了风光。巨额银两则是由这政治资本直接换来的经济资本。靠这笔巨额钱财,加上他好赌与挥霍的天性,当真有交不完的狐朋狗友,听不完的阿谀奉承,数不尽的效命鹰犬。这两样东西体现在武功上,就是那宝贝背心与锋利匕首。其最微妙之处,在于它们也是得自鳌拜府中。
 
  鳌拜为满清功臣,在康熙初年权力熏天,自是占尽中国古代权臣风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位于最高统治的中心,洞悉一切政治权力信息。加上他天生神勇,又执掌天下兵马大权,连“小玄子”也惧他三分。如此之人,真个儿显得“刀枪不入、无往不利”了。故而他家中秘宝,当以防身宝衣与锋利匕首为最。但鳌拜骄横自迷,虽然亲近老皇帝,却疏远于小皇帝。这个空子,留给了韦小宝。
 
  顺治看破世情,出家为僧,把偌大一个江山,留给了不谙世事的小玄子,太后之位被人冒领,大权落于奸臣之手,小玄子当真是无依无靠,孤独无助。正在这个时候,韦小宝靠着他的机敏混入宫中,为大太监海大富利用,去寻找《四十二章经》。在互不相识的情况下,与小玄子结识,建立了男孩子之间的纯真友谊。这份友情对孤独中的小玄子犹如甘霖春风,显得十分温暖珍贵。加上韦小宝讨人喜欢的本事,所以,后来明了了君臣关系,这份友情自然使康熙对这个无赖朋友能够百般纵容,无比亲近了。每到濒临灭顶之灾时,都是这友情帮他逢凶化吉,让他绝处逢生。而韦小宝也百分之百地利用了这份友情。当然,他十分珍惜与康熙的友谊,无论在神龙教阴森可怖的诡秘小岛上,还是在天地会英雄强烈的反清情绪氛围中,他都能守住对“小玄子”的“义气”,绝不做伤害他的事。韦小宝的义气很可贵,尤其是这义气最后使他左右为难,既不愿违逆天地会义士们的好意,又不想害了好朋友小玄子的性命,使他选择了退隐江湖为最后出路,其中多少有一丝悲壮意味,也带点儿自我觉醒、自我回归的价值,但,对最高权力拥有者——小玄子的绝对忠诚,无论如何是韦小宝的人生底线。正是牢牢守住了这个人生底线,他才能在关键时刻屡屡救“小玄子”的性命(换了别人,这赔本的买卖他是不干的,比如他曾为自己的逃跑杀了看守他的好朋友多隆,幸好没杀死。保住小皇帝这个朋友,他永远也不会赔本。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不同意有关韦小宝“讲义气”是一种可贵品质的说法。韦小宝对小皇帝的绝对义气,只能由他的实用主义人生哲学获得解释),他才能一直被朝廷所重,无所不能,如鱼得水,要风有风,要雨得雨;他才能被江湖人士看重,无往不利,处处时时吃得开,玩得转。因而,与皇帝的“铁哥儿们”友谊是韦小宝获得权力、获得好处的根本法宝,如同鳌拜当年在战场上拼死作战获得功臣的地位一样,都是那样稳固。只是,鳌拜的这份特权随着帝位的更替直接转移给了韦小宝。那么,护身宝衣从鳌拜府中被查没,私下里穿到了韦小宝身上,也可看作一种政治特权的特殊交接仪式。有了这宝衣防身,朝中什么事儿办不成?江湖上的什么厉害武功可以伤得了他?
 
  权力是中国这块土地上最神奇、最微妙、最有力量、最有价值的宝贝。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只有一种东西不受约束,那就是权力。权力是专制的基石,专制是权力的保障。因此,无论朝野,无论白道黑道,无论宋元明清,无论朝中大臣还是江湖豪客,无人不拜倒在权力脚下,无人不受权力的各种方式的支配。在书中,韦小宝的特殊权力使他进可以攻,退足以守,地位稳固,牢不可破。退守之功前已备述,其象征之物是护身宝衣,进攻之利尚可说说,这方面的标志是锋利匕首。
 
  这把匕首锋利无比,削铁如泥,耍弄在毫无内力功夫的韦小宝手中,天下利器莫可抵挡。以鳌拜之神勇,居然也命丧匕首。众藏僧内力深厚,与天下第一的九难师太对掌,险些取了她的性命,危难之际,韦小宝却轻轻松松,从板壁后一刀一个,杀了一群强敌,令大高手九难也无话可说,匕首的厉害可见一斑。韦小宝的特权何尝不是如此?康熙称他为福将,因为他代表皇帝去办事,总是件件妥帖。综观韦小宝的行踪,他要干的事,一如他死追美女,没有不成功的。从煌煌朝堂到少林寺、五台山这样的宗教庄严宝地,从天下英雄向往的义士荟萃之盟天地会到荒诞诡异的神龙教黑帮,从豪奢煊赫的吴三桂王府到清流宅第庄家大院,从遥远的俄罗斯到海外岛屿台湾,他都得到了最大的信任、重要的职位和巨大的实利。他是朝中侍卫副总管,官封二品的伯爵,是少林寺“晦”字辈的高僧,是神龙教的白龙使,是九难师太的高徒,是清高的武林奇人胡逸之的把弟,是俄罗斯公主的情夫和高级谋士,是天地会的青木堂堂主,是七个武林美女的丈夫,是通吃岛的爵爷,是皇帝身边的大红人,也是天下英雄心目中的大英雄。红道黄道白道黑道的人们全都需要他。许多人倒下去了,玩不转了,混不下去了,没招了,他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处处得利,时时圆转。鳌拜之横不行,海大富之阴不行,吴三桂之奸不行,少林寺五台山的高僧之迂不行,九难之痴不行,天地会好汉之勇不行,藏僧之粗蛮不行,洪安通之诡异不行,郑克爽之滑头不行,甚至,施琅之精明能干不行,胡逸之的朴实痴情不行,陈近南之正直忠诚也不行。这些人不能为、做不到、办不了之事,到了他手中,全都变得轻轻巧巧,随随便便,圆转如意。比如能杀了别人仰之弥高、望而生畏的鳌拜,能害了太后也奈何不得的海公公,能赶走地位至高的假太后,能放出陷身皇宫深院的沐王府武士,能保护陷入重围的顺治皇爷,能扰得势力熏天的吴三桂气急败坏,能骗得深不可测的洪教主心花怒放,能哄得残忍而娇媚的洪夫人“娇笑不止”,能得到少林高僧由衷的崇敬,能博得罗刹公主的欢心,能笼络一大帮子宫廷卫士和江湖好手为他卖命,能使七个美丽高傲的武林美女乖乖儿做他的老婆,能轰毁神龙教苦心经营的老巢,能压服摆布精明能干的施琅将军,能收买笼络吴三桂的心腹爱将,能折服傲慢野蛮的罗刹鬼子兵,更能博取大英雄大豪杰陈近南的信任,又能让大名士、大儒生、精英知识分子顾炎武、查伊璜、黄宗羲等人衷心拥戴,提议他当汉人皇帝,取满人天下而居之。他什么事都办得成,无往不利,真正像一柄削铁如泥的锋利匕首了。
 
  韦小宝之锋利,利在权力,也利在他的人生观念,利在他那无道义、无原则、无立场、无廉耻、无执守的“无招”上。少林高僧澄观、罗汉堂首座晦聪都认为他有悟性,根柢好,妙通玄机,看来也非笑话,其中实有至理。韦小宝什么都“无”,因为他天生就是一个无赖。无赖者,无所凭赖者也。他不依凭道德操守,自不依廉耻原则行事,什么话不可说、什么事不可为呢?他不拘执什么方法,自不忌讳手段之合理公正,什么机会不可以利用、什么卑下手段不可以行使呢?与罗刹高傲的哥萨克骑兵对峙,他只用扒裤子一招就打掉了他们的傲气和尊严;与阿珂等绝色女子交往,他只用上床“胡天胡地”一招就把她们一群收入囊中,使她们一齐做了他的“乖老婆”。
 
  他的无所凭赖,也缘自他从一开始就没有依靠。他不是王子皇孙,不是出身豪门。他也目不识丁,没有文化渊源。他出身妓院,没有父亲。妓院那个用假情假义假话假事填充起来的地方是他的人生课堂和发祥地。那地方撕破了一切人生伪饰,嫖客与妓女进行的最直接买卖使韦小宝“早熟”了,使他一开始就洞悉了人情世故的本质奥秘,使他从里到外浸透了实用主义的精神因子,使他无视他人痛苦,无视真纯的感情。而作为妓女的野孩子,他又以偷摸零食的方式讨食,以听说书、推牌九的方式娱乐。见机行事、朝代更迭、胜王败寇、仗义疏财,这些乱七八糟的、粗鄙东西成了他的启蒙教育课本。他的最高人生理想就是开七八间比丽春院还大的妓院,这理想直到他当了朝中红人也未改变。因而他视妓院为小世界,视天下为大妓院。所以,庄严的皇宫在他眼中,无非一个大妓院,皇太后是“老婊子”,建宁公主是“小婊子”。这种类比是那么的贴切(柏杨曾愤怒地称中国古代的皇帝是天下第一大嫖客),以至韦小宝一进皇宫就如同进入了扬州丽春院,一切都熟门熟路,他置身其中,当然与之有天然的亲近,血缘的亲近,当然能如在丽春院偷吃嫖客果点一样见机行事,如鱼得水,无往不利。充斥于丽春院的妓女对嫖客的那种阿谀奉承、拍马逢迎、油腔滑调、真真假假,全都派上了用场。韦小宝的理解完全正确,宫中的营私舞弊、哥们串联、阿谀假话,与丽春院毫无二致,即以他与皇帝的关系看也是如此。
 
  对专制皇帝而言,他当然需要友情,但更离不开谀辞专制使他与正常人和正常生活隔绝,使他成了孤家寡人,寂寞到变态的程度。因而,专制皇帝天然地需要佞臣,中国的历史早就证明了这一点,即使是康熙这样的明君也不例外。因为专制的本质即是欺骗,阿谀是专制者的精神鸦片,须臾难离,是有瘾头的。韦小宝后来隐匿不出,康熙竟然寻访不止,六下江南即为此(这当然是金庸先生的小说笔法,但其深意就在于说明,他天然地离不开这个无赖朋友,这个最贴心贴肝的弄臣,如齐桓公离不开易牙,唐玄宗离不开杨国忠,明熹宗离不开魏忠贤,乾隆离不开和珅)。同样,那些和皇帝一样有专制欲的人也不例外。哪怕是把“尧舜禹汤”读成“鸟生鱼汤”这样的笑谈,听来也别有乐趣,听久了还成了一种友情的黑话,一种独特的贴心话,一种暗号,一种默契,过久了不听还想得慌,心里没着没落,也上了瘾。而且这种话比朝中大臣的阿谀逢迎要真实的多,带着那么一种无耻的大胆,那么一种因贴心而产生的小小放肆,那么一种用故意的冒犯而获得的亲近,实质上也不乏撒娇的意味,亦男亦女,似臣似友,亦庄亦谐。显得知根知底,知心知肝。是庄严朝堂外难得的撒野,是撇过了大事大计后难得的轻松。它当然于国于民无利,但对有七情六欲的皇帝却别有奇趣。作为“朕”,作为“寡人”,专制给予他们的至高无上地位造成的孤独感、无助感是何等的浩淼无边,是何等的令人绝望啊!“大人”、“正人君子”是可靠的,比干、魏征、包拯、海刚锋是可敬的,但却是难以亲近的,没法向他们倾吐内心孤独感受的,甚至还是可怕可厌的,因为,他们会用“大道理”来教导你,他们会因此蔑视你的权威,这又是皇帝们万万不能接受的。而“小人”却是“无根无柢”的,是卑贱的,没有知识没有见识的,因此是“无赖”的。他不会也没有能力小瞧皇帝老子,他没有人格,永远不会犯了皇爷的尊严。他没有“大道理”却常有“小机趣”。他们那些“小玩意”,“小把戏”,好玩而“无伤大雅”,贴人心肝又毫无威胁。既然无人可以信任,有人能够亲近总是不错的吧。因为看透了“小人”的无能、“胸无大志”,所以就不必有所提防;因为“小人”矮自己一头,又何妨从他们身上找些自我高大感;倘若这个小人还会小小地混赖一下,冒犯一下,那就显得更有无碍大事的冒险乐趣。而小人呢,却因为这份贴近,最直接地洞悉了专制权力的秘诀。他们的无知无识,使他们操纵起这些权力来更不前瞻后顾,更加无所忌讳,更直接,更便捷。因而,“小玄子”永远需要“小桂子”(假冒的);而“小桂子”呢,就假人假做,成了权力的拥有者。有了皇帝这个强大无比的后盾,他怎能不无往不利呢!
 
  而正由于“无赖”,“无招”,竟也使韦小宝抵达了他独特的“空明之境”。“色即是空,空即是色”,澄观老和尚的佩服有十分的道理。韦小宝破了一切个“执”,他成了最“游刃有余”的一把锋利匕首,金先生的象征物选得绝妙。
 
  韦小宝的“无赖功”,是真正的中国特产,前已备述,专制使然。书中最耐人寻味的描写是,大儒顾炎武、吕留良等最后劝说韦小宝代清帝自立,韦小宝提到康熙的为人,提到他的英明,提到他的勤政为民,也提到明朝皇帝的昏庸无能。几位儒士饱读诗书,自是明白天下唯有德者居之的道理,但对满人占据汉人江山“这口气总是咽不下去”。有了这个“执”,也就顾不得什么儒家仁义之大义,要劝“小流氓”韦小宝为帝了。吕留良还以“刘邦是大流氓”的事例劝“小流氓”韦小宝不可自卑。这番对话揭出了实质。中国古代专制政治的核心,就是流氓政治,权术势政治,有奶就是娘、有利就是王的政治。即如此,饱读百家典籍和二十四史的大儒们怎能不深知其中奥妙,怎能不劝“小流氓”韦小宝当皇帝?他们太明白了,天下固然是天下人的天下,江山当然应该由仁义之君统领,但这只是“三代以前”的事,是尧舜那样的传说中的贤君的事,是私塾先生讲堂上的冠冕之词,而权力则历来都是由“有力者”而不是由“有理者”掌握的;天下当然应该为有德者居之,但天下历来却都是属于有实权的流氓的。他们知道,如果不抓住眼前这个小流氓,天下事又能靠谁?他可是当朝汉人中最吃香、最玩得转的人了。既然找不到一个合格的“大流氓”去为他出谋划策,摇羽毛扇,干一番“中兴大业”,那么,有一个“小流氓”做做白日梦,折腾折腾,总比“那口气”“咽不下去”要好得多吧。而韦小宝回故乡扬州丽春院,向母亲问及父亲之事,韦春芳说不出根由,只依稀记得汉满蒙回藏的嫖客都有嫌疑。此一点睛之笔等于说,韦小宝这个宝贝,实乃中华民族中流氓的真正传人。
 
  从这个意义上讲,韦小宝最后拿到了全部八部《四十二章经》就大有道理可讲了。这部经书觊觎者众多,反清复明之士欲据之以断“鞑子”皇脉,清廷欲据之以保自家江山,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可见其干系重大。但无论是权倾天下的天子,还是操纵内宫的皇后,无论是武功高强的江湖奇人,还是野心勃勃的黑帮教主,无论神通广大的军阀,还是有钱有势的满清王公,全都没有得手,反倒让穿行于他们之间的韦小宝神不知鬼不觉地一一收入自个儿囊中,解得其中奥秘。这说明什么?如果说《四十二章经》中所藏宝图是大清的经济命脉和皇运命脉,那么,掌握了这些命根子的人就是韦小宝!他的所作所为所成都告诉人们,秉持了真正流氓精神真谛的韦小宝式的无赖是掌握了专制社会权力秘诀的人,他们是专制的灵魂和精气神儿,也是专制王国的精灵。只有这种人才能在一个专制社会中呼风唤雨,翻云覆雨,控纵自如,游刃有余,八面玲珑。因为,他们行的是见机行事、见缝插针的把戏,那个因为权力高度集中而蒙蔽甚多、千疮白孔的黑暗社会,与那个世界中人们漏洞甚多的人性,给他提供了穿插往复的多大空间啊!他怎能不是一柄削铁如泥、无往不利的锋利匕首呢?
 
  还有必要谈谈实用主义的人生哲学,这是中国封建官僚文化中最典型的人格特征。这种人格以追求各种各样的实际利益为人生的根本目标。因为这样的追求是永无止境的,所以,在一个因专制而分出各种权力等级的社会中,人们把进入更高的社会等级当作人生的根本目标和最高境界,而专制的基本特征就在于它的极不平等,世袭制度使这种不平等愈演愈烈,从而在追求权力的过程中产生了一系列不正当手段。这些手段是地下的,民间的,不成文的,心知肚明而不言于表的,不合规则却实际运作的,不符合道德却极有实效的,貌似神秘却极为简捷的。用熟了它们的人深谙人情世故,视之为常,不以为怪,反倒把那些对此大惊小怪的人们看作傻瓜、呆子、迂腐之人。因为他们行为做事太多想法,太多顾虑,做完之后又太多反思,婆婆妈妈,罗里罗嗦;他们太喜欢给自己的行为寻找根据因而常常一事无成,反不及超越规则的人做事爽利。因此,在专制社会中,无规则成了做事的常态。因而,专制社会是无序的,没有原则的,却又有它的一整套不公开不成文的运行“法则”,正是这些弱肉强食、见缝插针的机会主义的“法则”使整个社会充满了不公正,充满了邪恶,充满了韦小宝式的名利成功者和屈原式的官场失败者,充满了小人的狂欢和正人君子的悲剧,充满了瓦缶的雷鸣交响和黄钟的毁弃哀歌,充满了“寸茎条”高居山冈的风景和“百尺条”郁郁涧底的悲哀。使一个社会越来越多地滋生着泥鳅,却一天天减少着龙种。
 
  德国社会学家、极权专制研究专家汉娜•阿伦特认为,邪恶不是一种卑鄙得超乎人的理解限度的现象,邪恶产生于肤浅的动机,譬如实利的追求。邪恶因动机的肤浅而平庸(如韦小宝的庸俗不堪)。邪恶的动机是平平常常的人性弱点,邪恶的动机人人能懂,并不需要高远深奥的理论解释。平庸的邪恶指的不是邪恶不凶残,而是再凶残的邪恶也是空洞的。她说:“我的意思是指大恶虽然极端,但却不激进,它既不深刻,也不是妖魔。大恶能弥漫,能糟蹋世界,恰恰是因为它能像毒菌在表面扩散。我曾说过,邪恶与思想不能相互见容,因为思想要朝深里去,要追根究底,思想碰上邪恶,便无所进展,因为邪恶中空无一物。这就是平庸。只有善才有深度,才能(激进)原创。”韦小宝式的实用主义以其邪恶毒害了整个社会,其有效与有力一如锋利的匕首,其锐利就在于简捷而实用。它不带有思想的痕迹,因而肤浅、空洞、平庸。因为不思想,所以往往能直接面对事实、实利。它不以知识、良知、道德为根据。它也从不涉及此类的问题。韦小宝的行为不需要理由,利益是他一切行为的动机。而没有了思想的约束,肤浅的行为便获得了最大的自由,进入了类似于“空”的空洞境界,直越规则,直取目标,从捷径得到了实惠。
 
  而那些为韦小宝操纵的人们呢,他们有这样那样的想法,他们执着地坚守着一些个“观念”——一些先入为主所谓“准则”。这样的准则,左冷禅、任我行、洪安通、吴三桂那样的权谋家深信不已,陈近南、顾炎武、黄宗羲一类的正人君子也持守不改。但他们却没有出自自我良知的判断力,没有令狐冲式的自我意识。他们其实与韦小宝一样,都是没有自我思考、自我反思习惯的人。如果说,韦小宝这样的流氓无赖因为无知直接而谋得了专制社会的最大好处,那么死守外在于自我的信条的任我行、陈近南们就是帮助这号无赖成功的得力干将。因为,他们全都没有自我。阿伦特认为,那些真正拥有自我的人们,“他们的标准不同于一般的大多数人:他们会问自己,我干过这事后,究竟还怎么能心安理得?……这种判断的先决条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智力或者对道德的精细分析,而只是扪心自问的习惯,也就是默默地和自己对话。苏格拉底和柏拉图称此为思想”。在中国的专制社会中,人们只是学会了与社会、与君主、与先入为主的观念对话,但没有人与自我对话。而韦小宝呢,则只与利益对话,他无往不利地获得了各种利益,但,就是没有自己,在精神上,他永远是一个没有父亲的孤儿。换句话说,他只是一柄锋利的匕首或一袭刀枪不入的护身宝衣而已,此外什么都不是,更不可称之为完整意义上的、大写的人。他获得一切利益,而他又成了一切利益的工具。他把他自己完全实用化了。实用主义害死人,却造就了这么一种滑溜无比、机巧灵敏的高级动物,我们该称之为“中国宝贝”——韦小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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