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
2011-09-02 15:50:07  作者：严伟英  来源：网络转载  评论：0 点击：

　　1959 年，金庸创作了《雪山飞狐》，由此技巧开始成熟。我推测他大致在1960年撰写《飞狐外传》，1961年完成《连诚诀》，这一段时期是重要的时期，金庸的创作思想与技巧有了明显飞跃，尤其言情的描写步人黄金阶段。对于丑恶的世态与世俗的社会，加强了批判的力度，加宽了批判的层面，加深了情绪的愤激。
　　在1959年以前的作品中，坏人与恶势力只有几个人，最多是个把集团。但是1960年前后，一个铺天盖地的丑恶局面被揭开。一个个俨然自重的侠士，为了利欲，你争我夺，使奸行凶，丑态百出，个个不得善终。在《雪山飞狐》这一篇不长的小说中，一桌子高谈阔论的武林人士在互谈往事中揭露出上代人的卑劣隐私与阴谋，并互相揪斗攻击，丑态毕露。与这些人的鼠目獐脑、卑鄙阴险相较而言，胡一刀的豪情与善良给人强烈的印象，但是这样一个人也死在卑鄙小人的暗算之下。苗人风的悲剧感虽没有胡一刀强烈，但他的悲剧是性格的悲剧，痛失良友娇妻，尤其他逞一时之怒当众让田归农下不了台，这间接导致了胡一刀一门悲剧的发生。田归农表面上对苗人风俯首贴耳，暗地里恨之切骨。仅因为一次屈辱的经验而产生莫大的妒恨，可以反映出一种虚荣习气养成的心理的阴暗，金庸对于人性的真正体验与批判，是从《雪山飞狐》开始的。

　　《连诚诀》将世人的阴险嘴脸再一步推向极致。不知情的无辜受害者狄云在不幸的人生遭遇中发现上一代的师父师叔伯们为争夺宝藏秘诀而进行尔虞我诈的残酷斗争，他们甚至联手狙杀了他们的师父，最后三人赤裸裸地自相残杀。知府凌退思为逼女儿讲出秘诀，竟将女儿抬进棺材活活闷死。所谓江南四侠“落花流水”中水笙称为花伯伯的那一位，竟然将义兄的尸体吃了！丁典与凌霜华之间惊天动地的烈火爱情，狄云与戚劳之间青梅竹马的纯真爱情，都被这充满阴谋与冷酷的世道扼杀了。到处是可怖的陷井与残杀，人性中自私的丑恶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我初看《连诚诀》时对金庸的作品接触还不多，当时十分震惊，从来不曾想象通俗小说可以写到这样深刻的地步。《连诚诀》中人性批判的余音缭绕，小说中狄云在茫茫大地上徘徊游荡，遇到苦苦等候他的水笙，故事便嘎然而止，读者难免意犹未尽，作者金庸想必也如此。几年后创作出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诚诀》脱化而来。此时作者的愤激已转化成进一步深刻的批判，岳不群之流没有恶到灭人伦的地步，然而虚伪的表面与丑恶的本质对比更加强烈。夺宝改夺权，人物增多，从三个师兄弟扩展为五派掌门，争斗核心也化为两个——另一处魔教的内部斗争。最虚伪阴险的都是主人公的师父，青梅竹马的师妹误嫁非人，同样被丈夫利刃穿胸。

　　在传统古典小说的概念中，“天地君亲师”有着无上的尊严，就连梁羽生这样打着“新派”招牌的武侠小说家，写作时也不忘传宗接代的意义，侠士的后人永远是侠土。金庸断然揭露道貌岸然的所谓师长、侠士、名流云云，都可能有极丑恶的一面，仅这一项认识已能表明他作品中的叛逆性，当之无愧为真正的“新派武侠小说家”。

　　1959年也是金庸的言情创作步人成熟的一年。金庸曾一再强调他写作中最重视感情，感情包括很多种，也有他自己对故事的感情在内；但无疑这主要是指爱情描写而言。1959年以前的爱情描写不大成功，主要是人物没有配备合适，袁承志、郭靖的女朋友都甚为任性自私，杨过对小龙女的感情跳不出敬爱的感觉，陈家洛将国事悬于私事之上就更别提了，香香公主的神艳气息也太浓，缺乏通常人生的回声。从《雪山飞狐》胡一刀夫妇的侠骨柔情开始，言情有了明显的飞跃。首先胡一刀夫人英姿勃勃体贴温柔的可敬形象，是一系列至情至性的美好女性塑造的开始。自从她出现以后，爱情中的当事人对爱人都体现出无上的理解与信任，即便是遭到沉重打击的爱情，也是因为命运的因素，很少是出于误会或猜忌。照我的理解，现实中的爱情不可能这样纯净，然而武侠小说本就是“成年人的童话”，它应该是经过纯净过滤，又添加人缤纷色彩的人生。

　　关于金庸小说中的爱情描写，已有人特撰文详述，一一解析分明，我也不必对他的精心编织的一张张恋网作仔细的分析，我只是觉得金庸在爱情的创作中不自觉地抓住了最能体现爱情的力度的要点。由于这一要点的充分体现使得爱情不需要详尽的感情场面描写就显得轰轰烈烈。这一要点就是：抓住人物的个性力度来体现爱情的深刻内涵。尤其是抓住女主人公善良正直，往往为情而献身的性格特征。比如《连诚诀》中的凌霜华，她从未正式出场，一切事物从丁典口中叙述而出，却给我留下了终身难以磨灭的印象。从丁典的叙述中我们知道她原来是个爱种菊的清丽脱俗的官家小姐，毫无保留地爱上一贫如洗的丁典，最终也因此被父亲活活闷死在棺材里。令读者震动的有这样几处：一、为了反抗父亲的逼威欺压，她用刀把自己的脸砍得皮翻肉烂，十分可怕；二、为了慰勉被关在狱中的丁典，她在丁典能够看得到的楼台上，每天换一盆菊花，丁典于苦难中见到日日不同的名菊，时常露出微笑。三、也是最惊心动魄的一处，狄云打开她的棺材，发现她的手臂一直撑在棺材盖上——至死也没推开棺盖。但她临终时牢记与丁典共同许下的誓愿，谁将他们二人合葬一处，就把寻宝藏的秘诀告诉他。于是凌霜华在呼吸困难中用长长的指甲在棺材盖的里面一一划刻出那道无数人为之颠覆生死的数字秘诀。这样强烈的跨越一切世俗名利生死的个性体现在至死不渝的爱情中，当然有惊心动魄的魅力。又如《飞狐外传》中程灵素，她爱上了义兄胡裴，但是胡裴爱的是袁紫衣，这也难怪胡裴，袁紫衣活泼可爱，又十分漂亮，而程灵素面色腊黄。更何况袁紫衣是胡裴一生中的第一。温柔机敏的程灵素知道心上人永不可能爱上自己，她见情人中毒已深，便用唯一的救治方法——舍命吸去毒血而了结自己。死后又使用七心海棠清理门户，遵守向师父许下毕生不杀一人的誓言，金庸对程灵素的钟爱是无以复加的，说她知道情人永远不可能爱上自己，便用情人的血毒死自己，“很凄凉，很伤心，但不愧是毒手药王的弟子，天下第一毒物七心海棠的主人”。程灵素的爱情因为她温柔与坚毅的个性体现得十分动人。相比之下，袁紫衣因为本人是个尼姑，不敢违背师命，屈从命运的安排而斩去情缘，这样的爱情观就显得弱得多。
　　我发现这样一个规律，金庸笔下最成功的爱情故事，往往以死亡来推动高潮.当然死是永远动人的题材，倘若不死，地老天荒许多年后，再强烈的激情也会变谈，也许还会变质，猝死了结了人在漫长时间内的变性可能。金庸笔下的死亡抓住了主人公尤其女主人公们在爱情中不计私利、奋不顾身的高尚品格，她们的死亡体现了爱情的崇高，比起1959年以前的爱情少女来，她们温柔而善良、勇敢而机智，对爱情有至死不渝的执着，往往不惜以身殉情。这种刚柔并济的塑造使武侠小说中的爱情真正体现“侠骨柔情”的风范。而归根结底这又得力于人物的个性内容，我们总觉得胡夫人很好，程灵素很好，纪晓芙很好，凌霜华很好，阿朱很好，为什么不说她们的爱情故事很好！因为她们的爱情是由于她们个性的牵引才发动的，爱情中最真切的内容，不是所谓的情欲，所谓相爱的真谛或过程，而是丰富生动的个性。
　　那些没有为情而殉身的年轻人，虽然在个性的力度上有所减弱，在个性的层次拓展上却也有丰富的内涵。尤其许多单恋环节中的痴情少女如《白马啸西风》中李文秀，《笑傲江湖》中仪琳等人都温柔而倔强地专注于一个对象。她们都是很可亲可爱的形象。又有一些少妇类型的女子并没有打算为感情而牺牲，却不幸成为尔虞我诈的争斗圈套的牺牲品，与她们有类似性格的女性或许会同情她们。比如《连诚诀》中的戚劳，为保全夫妻的情义去救出恶毒的丈夫，反被丈夫插了一刀，临终喃喃“一日夫妻百日思”，又如《飞狐外传》中马春花误服毒药，弥留时仍惦念着置她于不顾的福康安。这些都是中国妇女传统心理的体现。最典型的要数《笑傲江湖》中的岳灵珊，被凶狠的丈夫狠插了几刀后，仍恳求师兄今后照顾好她的丈夫，并唱起丈夫从前教她的山歌。实际上她从未与林平之做过真正的夫妻，竟然也会有这种典型的少妇心态。仔细想来，与她性格中的争强好胜也有关系，不愿承认自己的爱人完全不把她放在心上，宁可让自己相信这是一次失手，将这虚幻的爱情维持到最后。
　　强调发掘人物的个性以体现各种爱情丰富的内涵，这一点在《倚天屠龙记》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倚天屠龙记》主要书写两代人的悲欢离合，两代人不同的遭遇与人生观，不同的命运结局，更多的是爱情遭遇的对比。张翠山于患难中娶曾经作恶的邪教教女为妻，10年后回乡发觉妻子是陷害义兄的元凶，在激烈的冲动与矛盾中拔刀自刎。妻子殷素素也自杀殉夫。此后他们儿子张无忌的故事占去了小说四分之三的篇幅。张无忌一开始在四个女子中打转，经历了种种磨难坎坷之后，他发觉自己喜欢的是汉人痛恨的鞑子亲王的女儿，他的情意坦坦然然地归属于赵敏。除张氏父子以外，纪晓芙与杨不悔母女的恋爱经历虽然是略写，但对比反差同样地强烈。纪晓芙被迫失身于魔教光明左使杨逍，又爱上了他，但为了遵守礼教门规，从爱人身边逃了出去，却撞上逼自己去害杨逍的师父，不屈而被杀。女儿杨不悔爱上了母亲的前任未婚夫，却大胆地提出来，冲破世俗成见，最后与殷梨亭结为美满抗俪。
　　如果说，金庸试图以下一代人的坦荡、开放、随和与勇敢否定上一代人在种种道义教条束缚下过于沉重的人生思想，那么这一项用意是不甚成功的。因为张翠山与纪晓芙的殒身体现了他们的刚毅的人格力量，在矛盾中激发出的性格悲剧动人的光辉。而张无忌性格上的浑浊导致了整个故事的失色，杨不悔单一的性格也不及其母有更深的内涵。虽然张无忌的五角恋爱故事比起张翠山来篇幅长了数倍，但仅这四种少男少女初恋类型的故事，完全抵不上那纪晓芙所谓“不悔”的惊天动地爱情力量的一半。机敏能干的赵敏之所以喜欢张无忌，开始于张元忌脱下她袜子搔脚底心逼讨解药，又握住她的脚套上袜子时，一个骄傲的少女初次与异性肌肤相接，有了所谓“青春期的萌动”，是初恋中最单纯的一种类型，殷素素爱的张无忌也只是一种虚幻的偶像，也象如今喜欢“追星”的少男少女们一样。周芷若不用说，虚荣心与占有欲占了主导地位。小昭是典型的感恩。这些经过武侠夸张的爱情故事都是生活中常见的事例，颇有教育意义，然而并不动人。我曾仔细分析过金庸笔下的爱情是以突出个性，尤其是有力度的个性来体现的，张无忌等五人虽然性格各异，毕竟张无忌与赵敏都缺乏内涵。他们的搭配也不适当，赵敏就象是《红楼梦》里的探春，很难想象竟会恋爱。所以爱情就缺乏动人的光彩。下一代人的故事虽然比上一代人丰富，却比上一代人黯淡很多，浑浊很多。当然也有技巧不到的原因，比如杨逍杨不悔父女的塑造明显有敷衍。主要还是个性的力度体现不够的原因。《笑傲江湖》中爱情描写细致人微，深人到层层心理活动中，但由于岳灵珊本人性格上有极大缺陷，令狐冲对她的激烈相思就引不起读者共鸣。至少缺乏可信度。我这么想着，未必读者都这么想，大概很多人还是喜欢欣赏万花筒一般多变的趣味意义，不太重视情感上的震撼力，对张无忌与四个少女的感情纠葛也许反倒觉得有趣。金庸在《后记》中注明这样的爱情故事可能更“现实”一些，有些读者就喜欢接受现实的东西。

　　总结一下对于金庸爱情描写的看法，就是注重性格决定命运的规律，用个性的力度体现爱情的力量，用个性的层次体现爱情的内涵。面对面的爱情描写最难，就是曹雪芹老夫子，也是在逝世前不久才写成所有宝黛的场面。写爱情出名的中国作家不少，一些女作家们拼命夸张男性欲疯狂的激情，是出于女性一厢情愿的虚荣心；古龙将男人随心所欲的性能力渗透在男女关系中，同样是出于男性自大的想象力。金庸是曹雪芹以外少数最好的言情家之一。除了一些以趣味为主的爱情故事，在所有正式的爱情中，为情所困的人大都体现出他们作为人的尊严与独立，做出自己的选择。他们也绝对没有沾上现实的俗气。从历史的现实条件来看，女子要守住贞操，男子绝无禁欲的道理。像《天龙八部》中大理王子段誉， 19岁从未亲吻过女子，很难让人相信。胡斐、郭靖等少年人还罢了，象萧峰、陈家洛这样的大帮会首领，虽有门规帮规，只是严禁奸淫，宿娼娶妻天经地义。何况古时婚姻讲究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即使父母双亡，也须门当户对，自由恋爱的可能性很小。之所以有意抹去这种历史性人物的世俗特征，是为了维护爱情童话的纯洁性，维护童话人物的更高尊严。武侠小说在金庸手中成为真正意义的“成年人的童话”，启发成年人的趣味和思想，人性在尽可能向深刻现实靠拢时不忘维护主人公的纯洁。
　　《飞狐外传》讲述的是胡斐的人生故事，其他人苗人风或马春花，都有各自的不幸。这一段人生历程中，一切历史的、政治的人生的各种思想都被推得很远。少年时代纯情美好而又悲伤的缅怀，就象陶然亭旁余鱼同的笛声，陈家洛的吟诗，这样伤感而温馨。《倚天屠龙记》虽有更多连环套的感情故事，其含义却不止人生的感触。我们看到在两代人对比的经历中，上一代张翠山因娶了一个代表"邪教"的人物殷素素为妻，而直接导致了他的死亡；下一代张无忌不计世俗舆论与普天下汉人都痛恨的鞑子郡主结好，由于他随和的人生态度，并没有什么悲剧发生。这就有一种教育性的寓言在向我们暗示，所谓的正邪之分、是非观念在帮派之争中往往只是一张招牌，一个借口，是不值得过于激烈地坚持的，何况往往世俗所谓正人君子所攻击的“邪魔外道”，却有纯良挚朴的天性。看过《倚天屠龙记》这本书的，都会觉得谢逊、杨逍、韦一笑这干被中原正道武林称为“魔教”的教众，比之灭绝师太等所谓正派人士要可爱得多。其实象谢逊、韦一笑这类人，倘若处在现代社会，不是被关入高规格的精神病院，也要送上刑场，而在小说书里却是被世俗冤屈了的正面角色。也是金庸在《连城诀》中那种对道貌岸然世俗社会的余怒未消，一直延续到此书中统统将正统门派描写得虚伪卑劣，而受尽他们诽谤的“魔教”人众各各真挚果敢，豪气干云。这是明确的对正统文化的批判，但还是落人了非此即彼的圈套。一直到几年后写出《笑傲江湖》，无论正派魔教，都存在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这时金庸的思想观念才日臻成熟。
　　由谢逊、韦一笑等人的为恶而不恶的价值标准来看，金庸在《神雕侠侣》中感到迷悯的善恶之分已有了明确的轮廓。1959年是个分水岭，这一年之前善与恶的标准取决于道德或礼教，而道德与礼教注重行为意义的划分。1959年以后，披着道貌岸然外衣的侠土们丑态毕露，以此证实了礼教道德的虚伪与可笑。善与恶的意义区分转移到人性的本质上：那些为虚荣的物欲、权欲、名利欲所驱使的显示出虚伪和卑劣人性的现象，才是鞭挞的对象，而传统的礼教或道德标准，似乎只保留在了人伦亲情、男女关系上。因此象《天龙八部》中南海鄂神、《笑傲江湖》中田伯光，虽怙恶不悛，却实在不是恶人。相对于自命君子的卑鄙小人，这些不懂欺骗与虚伪的罪犯有着理直气壮的可爱。当然现实社会中的罪犯心地不大可能如此纯良，之所以这样写，金庸对丑恶人性、虚伪风气的痛恨已经到了产生逆反心理的地步。一直到最后的杰作《鹿鼎记》出台，金庸才从这种愤激思想中摆脱出来，笔下的人物无论跳梁小丑还是英雄好汉，都各个遵从他们自身价值观下命运的发展，人物真正走上客观现实、生动有机的轨道。
　　《倚天屠龙记》的结尾处，张无忌落入朱元璋的圈套，受到激将而退隐，然后又回到他所处的同赵敏与周芷若的纠葛之中。同全书浪漫的情节风格相比，朱元璋的阴谋显得触目惊心。由于过往的主人公要么象郭靖一样与国共存亡，要么象陈家洛因政治观念本身有问题而失败，要么象袁承志、杨过、狄云自动选择退隐，即便胡一刀被害，也有很大的偶然性。象张无忌这样彻头彻尾地上了坏蛋一辈子的当又无处倾诉，绝对是第一次。这透露出一个信息，就是说，这些为国立身处命的大英雄、大侠士是不可能被容于恶俗的人世间的；陈家洛、袁崇焕时代仅凭热血义气就能召唤起无数同志的时代已经过去，满腔热血的侠士越来越孤独。这种孤独发展到后来，就是萧峰的顶天立地，绝世悲凉。在萧峰以后就再也没有英雄出现了，石破天、令狐冲、韦小宝都是不同类型的隐士。
　　这一晦暗的思想在《倚天屠龙记》中，只被揭开一只角，残酷的现实世界只作偶尔闪现就立时隐退，张无忌又被拉回到私人的情感纠纷中，一个难说结局的爱情故事。出于对童话气氛的爱心，象周芷若这样的人也被勉强地从污浊卑鄙中拉回来，全书还是以颇有喜剧色彩的结尾结束。但是还是有疑问，书中写张无忌将教主之位传于杨逍，朱元璋羽翼已成，后来杨逍“老朽德薄，已万万不能与他争教主之位了”。书中又写朱元璋登基后反大杀明教功臣，那么在这场权位争斗中，杨逍有没有被害？我初读此书时就有了隐隐的疑问，怎么样都无法确定，看来小说作者是有意模糊。杨逍的个性在刻划上虽过于草率，似乎只是一个武功高强的普通教众，但是因为有与纪晓芙的爱情，也是作者钟爱的人物之一，不忍心让他死在无赖朱元璋手里。新出炉的香港同名电视连续剧在结尾处有很大改动，张无忌与赵敏都受到朱元璋的陷害，杨逍被受尽利用然后毒死，惨不堪言，将电视剧与原作相比一下，即可明白"商业化"的含义。即便是在金庸创作达到最现实最成熟的时期，也不会写出这样的结局来。我小时候"农夫与蛇"的故事：农夫以身子暖冻僵的蛇，蛇醒时反咬了农夫一口，农夫临死叹息，原来蛇是不应该救的。打小想起这故事我就觉得不舒服，至今仍不以为然，虽然是处世的至理。金庸在他的小说中不断扩展恶的势力，甚至到后来心肠越来越硬，使萧峰自绝、刘正风曲洋惨遭灭门；但是丑恶绝对不会将善良吞噬得一干二净。萧峰是自杀的，刘曲二人留下了《笑傲江湖曲》并有令狐冲延嗣。其他如丁典虽死，，还有狄云继承遗志；胡一刀被害，还有儿子胡斐；陈近南被害，害他的人也没有好下场。善的精神始终屹立不倒，也永远不倒。这才是金庸十数年间坚持着的理想与美的精神。
　　接下来就要说到《天龙八部》了。这部武侠小说中有名的经典之作被许多人视为金庸作品中最“好看”的作品，无疑仅趣味性而言是15部小说中最强的一部。本书充分发挥作者在武学、佛学、棋道、花道、历史、政治、人性、爱情、命运；机遇、人道各方面的知识与才能，人物既多又各各性格鲜明，情节线索繁复又有条不紊，结构绵实丰富，技巧接近圆熟。主角段誉与虚竹的遭遇有很强的机遇性，充满机趣的幽默。慕容复与游坦之的命运却取决于他们不同的人生观点和人生态度。其它无论四大恶人、逍遥派三大高手、段正淳及他的一干妻子情人等等人的故事主要还是体现出通俗小说的趣味娱乐性。只有萧峰是个例外，他的意义远远超出了他身边的人。
　　当萧峰刚出场时，借着段誉的眼光，已给他打上了“英雄”的标记，但是他在读者心中真正成为英雄，却是从他承受一连串命运的打击开始的。杏子林中萧峰是契丹人的身世被揭穿，他被逐出丐帮。很快阴差阳错地背上冤案，身不由己地卷入到聚贤庄的厮杀中，最惨的是为了访明身世真相中了马夫人的奸计，误杀了心上人阿朱。为了完成阿朱的嘱托照顾她的妹妹阿紫，两人一齐来到北方，无意中多次相救辽王，被封南院大王。可是辽王命令南院大王必须南征大宋，萧峰不从苦苦劝谏，辽王反生疑忌，用计使阿紫骗萧峰喝下毒酒，萧峰被辽王抓住。中原武林闻讯以为萧峰此举证实他绝不可能是契丹人，便同段誉虚竹一行带人攻打上京救出萧峰至雁门关；雁门关宋国守军却拒不开门，辽王率大军追至关外，虚竹段誉在十万军马中将辽王擒获，萧峰逼他立誓赎身，辽王只得当众宣誓终其一生不许一兵一卒越过宋辽疆界。辽王讥刺他可去向大宋皇帝邀功，萧峰朗声说自己身为契丹人，今日威迫陛下，成为契丹的大罪人，“今后有何面目立于天地之间？”于是“拾起地下的两截断箭，内功运处，双臂一回，噗的一声，插入了自己的心口。”
　　萧峰的用意在今人看来十分简单。他只是想阻止宋辽双方开战，以免兵凶战危、生灵涂炭，他只是想提倡人道的和平，呼吁停战。如果大宋领兵北伐契丹，他也定当一力阻止，可叹中原群豪认定反对辽王向大宋开战的人不可能是契丹人，所以倾巢来救他们的"同胞"；萧峰死后汉人仍不愿相信他是契丹人，还有人以为他是学会了所谓大宋的“大仁大义”又自觉愧对家乡父老而自刎的契丹人。总之包括辽王耶律洪基在内，人人都不能理解一个名位既高、武功才干又顶尖的人物不为图名图利而叛国，又无任何强迫而自杀。萧峰死后胜利果实被宋国官僚皇帝所剽窃，他没有得到这个世界任何真正意义上的承认。所谓英雄寂寞、壮士悲歌，一个真正的清醒者在污浊之世是无以容身的，譬如布鲁诺宣布出宇宙间的真理，他被需要利用愚蛮来控制人民的统治者们绑在鲜花广场焚烧。然而童话作家金庸没有让世界去杀害他，却让他自己选择了死亡,这样的结局点出忠君思想的历史限制，更主要是因为千古艰难唯一死，决断的自杀将他的人格力量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度。也只能是这样，不能让这充满愚昧的野蛮的世界来吞噬他。
　　从萧峰的故事中，同时又看到作者本人对早期陈家洛时代民族思想的否定。由于一些外族人的入侵，或者一些异族人的落后而产生的血统思想是不正确的，人性的好坏，世事的取舍不能因人的民族血统而论，象萧峰这样的大英雄就是契丹人。《天龙八部》中历史局限下敌对国双方的民族偏见十分严重，汉人一旦风闻萧峰是契丹人，就立即认定他为“大奸大恶之徒”，很快集合计谋擒杀他，废去他的帮主之位。待到萧峰背上杀父杀母杀师的冤案，汉人便以前所未有的速度集合起来，在聚贤庄进行聚歼。冤案不是主因，他的血统才是引发他们愤怒的根本关键。这是历史的悲剧，集中体现在一个人命运的悲剧上。而在这种历史性的人物悲剧命运之上，更体现出一种对历史本身的悲剧意味的发掘。小说末尾处一心想做大燕皇帝的慕容复发了疯，戴着纸做的高冠坐在土坟上，命令小孩子们对自己山呼万岁，凄清的感慨中有些许象征意昧。这纸做的高冠与土坟的宝座，让我想起《红楼梦》中妙玉的座右铭：纵有千年铁门槛，终须一个土馒头。帝王将相、王图霸业，到头来还不是尽归尘土。萧峰之死惊天动地的一响之后，只余下几声淡淡的凄凉的回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