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创作的思想历程
2011-09-02 15:50:07  作者：严伟英  来源：网络转载  评论：0 点击：

　　写作此文时我深切地感受到，以我这样的对小说的感觉，如果单单只看完萧峰的故事，绝对想象不出作家还能有什么样的突破----恐怕这就是庸才与天才的区别。在《天龙八部》完成以后的数年内，金庸小说无论从哲学意味还是生活体验，或者历史批判、人性刻划的各种不同的层次上皆有各自的突破。我不知道《白马啸西风》与《鸳鸯刀》写作于何时，从风格与技巧看应属1959年以后的作品之列；一个重情，一个写趣，都是中篇佳作。《自马啸西风》中肯定地强调了民族平等的观念，但还没有上升到对“民族血统论”批判的地步，想来与《天龙八部》写作期相距不远。这里将重点讨论一下《侠客行》、《笑傲江湖》与《鹿鼎记》这三部鼎盛之作所代表的成熟时期的金庸的三个方面的写作思想。
　　读者们也许会奇怪，在创作了《天龙八部》这部历史感、人生感十分苍凉的小说之后，怎么会有《侠客行》这样奇怪的转变？本书＜后记＞中强调写作目的主要是为了体现石清夫妇的爱子之心，虽然与哲学性的主题发展相比，石清夫妇与儿子的感情戏比重不大，但可以肯定，在写作《侠客行》的前几年，金庸的人伦生活发生了重要变故。1977年金庸替《倚天屠龙记》补作后记，特别指出小说中张三丰见爱徒惨死，谢逊听说张无忌死讯时的伤痛描写太浅薄，强调“只因那时候我还不明白”。此书中描写粗陋之处很多，为什么单单指出这两处？又为什么用这样沉痛的悔悟语气？为什么1965年完成《侠客行》石清对儿子的爱护心理描写之时，“泪水再次打湿了稿纸”？显然在写作《倚》之后，《侠》之前的一段时间里，他对父子人伦的体验有了大大的变故，很可能是一次极大的创伤。由于本书独特的哲学意味、故事趣味的笼罩，这种人伦之情的表现力还是体现得不够充分，但至少是很成功的感情戏。本书中几乎不存在正式的爱情描写，石清夫妇的爱子之心就是感情的重头戏了。就我所见，以后金庸又成功地描写了《鹿鼎记》中陈近南与韦小宝的父子情谊，这对师徒之间深挚的感情同韦小宝与康熙名为君臣、实为兄弟的情谊一样填补了正式爱情的空白。
　　不过《侠客行》表面上还是呈现出极强的单纯的趣味，这是一部充满童趣和谐趣、充满作者幽默智慧的杰作，除石破天外很多人都继承了南海鄂神夸张的意趣。如果要证实作者的哲学性用义，最明显的论据就是结尾。当石破天发觉将自己养大的母亲并不是自己母亲时，茫然自问“我是谁？”全文在这突兀的发问中嘎然而止，仿佛带着些空空洞洞令人茫然的回音。八年前西毒欧阳锋遗留下的问题重新提出。不管历史发展到哪一个阶段，人类总摆脱不了一个最原始的问题：我们从哪里来？我们将到哪里去？在《侠客行》这个被漫画了的世界里，金庸同样产生了对自我位置的迷失与反省。不过这一自省在最后的一句发问之前，并未见任何酝酿的铺陈或准备，可见如西毒发疯时的疑问一样，仍属一时兴起没有明确见地的疑惑。这一句古老的命题在此处结尾就显得过于突兀、沉重，与全书用轻松笔调反讽谈化人生的写作风格不相适应。
　　作者在全书中采用的手法主要是反讽，在如同一张白纸般单纯的石破天眼中，这个世界自寻烦恼无事生非，莫明其妙。我很惊奇地发现一旦反讽手法与神话结构相结合，会产生怎样强烈的启发效果。在石破天眼前呈现的,实则是一个满地狼藉、丑态百出的世界，只不过丑恶被淡化了，文字描写一反往常的丰满绵实而以疏谈平和的节奏出现，淡淡的禅机微微闪现。譬如这样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人生观，丁不三：“良心好的人便是傻子，便是白痴，白痴就是该死。”又如叮叮当当：“他见到美貌姑娘居然不会轻薄调戏，哪还像个男子汉大丈夫？我真嫁了这么个规规矩矩的呆木头，做人有甚么乐趣？”世人的人生观一般不会夸张到这个地步，可是的确有某一种人生观的影子。在对世界一无所知的石破天看来，一切世人世态都显示出多余的自寻烦恼，作茧自缚。为什么那么爱面子？为什么要讲虚假的礼节？为什么要无缘无故杀人？为什么要处处留心？为什么别人会以为他是坏人？他只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旁人却总以为是反话。为什么要有仇恨？为什么因恨而自毁？为什么人总是忽喜忽怒，心地难测？
　　这种反讽意味体现出一种对朴素人生观的需求。虽然此书是充满夸张的，但题材的底子却比以前的作品大为现实。比如石清夫妇，是中国传统的平凡美满伉俪的典型，金庸所描写的情侣夫妻中，以这两位最接近中国人的形象。又如关于侠客岛与赏善罚恶使，他们对江湖上无论巨细的隐私秘事都了如指掌，是民间传说中对侠客描绘的传统特征，而赏善罚恶，就是民间文学最原始的心理需求。还有其他像长乐帮人为躲避灭帮之灾而甘心受一个武艺低微的坏小子的恶意凌辱，种种自重身份的武人讲究虚伪礼节爱好面子等等，如果去掉武侠的身份因素，在生活中都是很普遍的事例。所以小说读来虽觉夸张有趣，但毫不觉得荒诞。生活中人本来就是这样的，只是有单纯洁白的石破天相对照，可笑的特征就凸浮出来。甚至智慧识见都成为一种束缚，侠客岛包括两位绝顶聪明的岛主在内集天下武林才智人士钻研数十年都解不开的武学之谜，他一日之间就看明白了。其实他也没想明白什么，只是因为不识字，无意中接受了字形图形的刺激，神功就练成了。上文讨论过金庸经常写主人公不识字的原因，有对中国文化的批判而引起的，但本书中体现的反是一种对文明的反讽，由于文明社会中经验沉积的束缚而限制了人性与识见的自由。也许金庸的思考方式中也掺杂了某种佛教禅宗的思想，但是在对现实世界的反讽过程中，没有具体对象的肯定。
　　从这种温和的，对于人与外部世界的关系的看法中可以看出，作者金庸本人对世人的感情仿佛已由绚烂而归平淡，仿佛中年人多经沧桑的心境不再象少年时有炽烈的感情冲动。但是本书的题材底子虽然是不乏现实的，其表现内容却毕竟趋向哲学性的抽象，仅停留在人生的表面线条上。为此金庸接下来又创作了一部与《侠客行》全然不同的深入刻划人性细节的作品，它对于一个不断乐于突破自己的作家而言，是可喜而又成功的尝试。
　　我曾说过《笑傲江湖》有可能从《连城诀》脱化而来。不管是与不是，前者比起后者来对于恶的理解，更深入到人性内在的发展历程。尤其是岳不群与林平之，都有各自自以为是的理由为自己的行为做辩护。岳不群因为徒弟的光彩大大超过了自己，使自己失了一直最重视的体面，而决意将自己从小抚养长大的徒弟置于死地，这阴暗心理比起田归农来要极端得多。大群人如任我行、左冷掸、东方不败等等因权欲的熏冶而失去常性。最典型的是林平之，此人本是个正直的少年，因为恶势力的打击与恶势力的渗透而变坏，他的变坏有个过程。尤其在刚刚受到命运打击沿路乞讨的时候，因为偷不偷龙眼而进行思想斗争，为了保持大丈夫的做人原则而“宁做乞儿，不做盗贼”。这样的人最后还是变坏了，充分说明作者对早期陈家洛、郭靖等人处世思想的反省：任何带有功利性的人生观无论出于自私或公益，或象林平之这样仅为成全自己的“大丈夫”人格形象，总归太计较成就感，一旦遭受挫折，人性所受到的打击就易变形，是福是祸也当真很难预料。象陈家洛、郭靖这样知不可为而为之的救世思想，道德上是应予以肯定的，但大部分读者从本性上更喜欢令狐冲这样的个性充分自然、健康活泼的形象，摆脱一切人生功利追求的阴影。令狐冲自由洒脱的个性凌驾于世人之上，《笑傲江湖》的思想也从早期过于入世的思想中摆脱了出来。
　　本书对功利社会的理解有相当深刻的一面。书中有一个重要的情节设计：要练绝世神功《葵花宝典》或《辟邪剑谱》，必须引刀自宫，东方不败、岳不群与林平之都为此而变得不男不女。我觉得这一构思绝对不仅出于悬念线索的需要或娱乐刺激的动机。宫刑一向是东方文明中最可耻的内容之一，竟然有人心甘情愿引刀自宫，可见功利欲望对人性的破坏摧残影响之深。好莱坞电视剧《荆棘鸟》中拉尔莫神父对小麦琪讲述荆棘鸟的故事，解释道：要得到最好的，必须承受最大的痛苦，一语道破功利社会的实质。世人只知猎奇捕艳，竟然一而再、再而三地将东方不败的畸形恋情搬上银幕，对此深居书斋的金庸在作品集的序言里虽不乏世故地做无可无不可的开脱，内心中未必不象我这样愤愤然，怅怅然。
　　本书的社会或人性的写实比起以前的作品来更有了进步。岳不群之流对自己的妻儿还是有人性的，一大群政治人物比起以往小说中的次重角色来都要世故得多。定逸师太虽不忿篙山派残杀刘正风的家人，但格斗失败也只能落荒而走。象《天龙八部》中萧峰在少室山为数千武林人士围困，段正淳父子准备以死相报，宁可将大理一脉与中原群豪为敌，现实中人不可能这样讲义气，尽一点力已经足够了。似少林方证、武当冲虚这样的厉害角色，早就同任我行一样看穿了岳不群的伪君子面目，但表面上还是敷衍得很好。莫大先生虽打心眼里喜欢令狐冲，当着许多人的面为顾及正派掌门的体面，为避嫌从不对令狐冲假以辞色。中国人尤其在权力网下的中国人，一向如此。
　　《笑傲江湖》中隐笔多，曲笔也多，真正的现实意义都背面敷粉，隐藏在暗处。这简直不象是通俗小说的做法。我已另作一篇《细论》来详细阐述这部小说的内涵，以作本文的补充。以《笑傲江湖曲》为主线索的故事框架的大致为：东晋时隐士嵇康受到小人谗言为司马昭所杀，他的《广陵散》成为绝响，多年后被曲洋与刘正风发掘并加以补充，谱成《笑傲江湖曲》。但曲刘因身在不同帮派，二人友谊为权势不容，终于惨遭灭门，临终他们将曲谱送予令狐冲。令狐冲历尽种种患难以后找到了自己的知己任盈盈，二人突破世俗的爱情得到美满的结局，《笑傲江湖曲》也因得以合奏而曲谐。表面上本书的理想意义在于渲染令狐冲一类人笑傲脱俗的个性命运。但是这一层理想意义的发展由于客观因素的限制，到后来越来越弱，隐藏在背面的现实意义不受控制地越伸越长。令狐冲与任盈盈的美满结合显然是强加的光明。而真正小说主题的发展归结到莫大先生身上，他身上集中了本书的大部分现实意义。
　　本书的《后记》中金庸将隐士分为三类。第一伯夷叔齐类，坚持意志和尊严，这种人很难立足于世，书中象刘正风和曲洋都死得很惨。第三陶潜类，追求自由和个性解放，当然令狐冲是属这一类。第二便是柳下惠类，坚持“事人”不“事教”，但是必须放弃尊严和原则，这类人具有现实意义，道德上也很可敬，莫大先生其实就是这一类隐士。同时他也是地道的政治人物，具有隐土与政治人物的双重身份。书中曾反复描写他如“市井之徒”一般的相貌，外貌描写本书中以此人为最多，不是偶然的，突出一个“大隐隐于市”的风尘隐士的特征。又反复多次地描写他的“森冷”的眼光和剑气，一个喧嚣闹市中的冷眼人。凄凉的胡琴声从故事开始到结束多次出现，那是对世人的悲悯。金庸在《后记》中表示热衷于权力的人们都很可怜，莫大就是他的替身。另一方面莫大又是个过于沉重的政治人物，为了门户生计而每每委屈求全。左冷禅野心并派诛杀刘门，他无法抗争只暗杀了一个费彬；但当并派时左冷禅提起此事，他怕连累衡山一派与篙山火并，只得立即闭嘴，当着正教人士的面，从不多表示对令狐冲的亲近；明明劝令狐冲去救任盈盈，自己却不得已掮起正派掌门的身份围剿他。如果细看一些故意写得隐秘的细节，就会发觉这个人的心计决不下于左冷禅或岳不群，他这样在权力争斗中无心恋战，却能全身而退，实在是很不容易，他为什么要诈死隐退？也许早有隐退之心，只是顾及左冷禅、岳不群之流的野心会危及衡山派所以不能袖手不管，待得敌患皆除，便乘机逃世隐蔽了。
　　从这一背面的现实意义对表面的理想意义的削弱看来，《笑傲江湖》写的仅是一群政治人物，而并不是政治本身。本书的情节设计追求悬念的吸引力，因而后来一窝子人在华山厮杀火并，左冷掸、岳不群、任我行等一干人一日之间全部死掉，显然是因为各人的面目，尤其岳不群已经完全暴露，立即交待结局才是成全惊险趣味的明智之举。若是真正的政治斗争，左冷弹虽失去五岳掌门之位，更瞎了眼睛，仍有很强的势力，岳不群却一个亲信也没有，实际上他从不相信任何人；两人大可继续较量，费不着以身犯险去进行无谓的厮杀。这一场厮杀也难以解释，任盈盈也解释不来，只胡乱掩为“个中情由，外人就难以得知了”，企图以叶遮目。这样一来本书立意严谨的结构在这关键之处就显得松散混乱了。任我行也天年已尽得太突然了些，虽然也是一种必然。小说中令狐冲不肯入教，日月神教中的好朋友们与他敬酒道别，任我行不动声色地盘算怎样一举铲除正道，又想：“待得少林、武当、恒山三派齐灭之后，今日向令狐冲敬酒之人，一个个都没好下场。”——真叫人心惊。任我行是目下对令狐冲与任盈盈婚事的唯一障碍，此人一除便大事已定，所以金庸让他“耗尽真元，天年已尽”而成全令狐冲的自由人生，使读者们看到一个安慰的结局。但即便任我行的自生自灭是人生的必然，世界上权力斗争与狼子野心仍比比皆是，不会因几个人或几个集团的毁灭而消失，象任我行在前文所述的那种居心一定会有继承人，令狐冲的结局怎么可能这么太平？
　　令狐冲的人生故事的确带有过多的理想性。若不是机遇好得风清扬传授剑法，又蒙任盈盈这样的大靠山垂青，只怕令狐冲早已被岳不群之流乱剑分尸，无论如何“笑傲”不起来；金庸是意识到了这一点的。所以本书终局风清扬、莫大先生、仪琳这三个令狐冲真正的知己，一个也没有与令狐冲团聚。令狐冲与任盈盈洞房花烛，莫大只远远地拉胡琴而贺喜，“凄清苍凉之意终究不改”，“到后来曲末终而琴声不可闻。”暗示权力斗争并未象书中表面所写的那样结束。人生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象令狐冲这样得能如偿所愿，是美化了的人生。美满的结局是本书最大的曲笔，金庸已经摆脱不掉现实意义的生长，所以用隐喻的方式暗示读者，现实中追求个性自由的人，难免卷入残酷的名利争斗。象莫大先生这样的无奈逃世，才是现实。
　　然而对于通俗性的武侠小说读者来说，毕竟只惯于接受表面的启发，过分抑制性的主题同阅读趣味不适应。何况本书写作中纯娱乐性的动机与现实意昧的冲突也很明显。比如为了掩盖岳不群的嫌疑因素，令狐冲对岳不群的态度总过于盲从敬仰，甚至迂腐，这直接导致了令狐冲形象的削弱；又如前文所提过于草率地使一群人互拼而亡。这样无论娱乐和写实两种动机都被削弱。我以为这一点失败是金庸反思自己写作方式的最好理由。在接下来最后一部的长篇创作中，金庸终于找到了反映他对外部世界的看法的最好方式，弥补了理想意义与现实意昧冲突的遗憾，这就是：讽刺。

　　韦小宝是在卑劣世俗的生活中成长起来的无赖，他的成功发迹与全身以退对于他所处的历史是再尖刻不过的讽刺。用一个不甚恰当的比喻，就是以毒攻毒，用一个人精来对世俗进行游戏玩弄，把对历史与现实的批判提高到俯视的境界。《鹿鼎记》是一部地地道道的杰作，一个从妓院长大的无赖，在皇宫、官场、军队、帮会、邪教、外国、民间、寺庙等各种势力围内，处处转圜自如、如履平地步步高升。所仗的主要是马屁功、说谎功、戏文知识和做戏才能，他善于收买人心、挑拨离间，关键时有赌徒性格推波助澜。此人除了念及义气以外，好色好财好赌好赖好下流，每每贼忒嘻嘻无往不利。在这部杰作中，金庸史无前例地塑造出这样一个精灵，完全充分地表达了他对中国人和中国文明的积压多年的看法。 韦小宝武艺低微，高超武功在他眼里远不及赌博可爱，所有武艺高强之人在他的成功人生面前都是失败者，很能表明金庸对过去数十年的武侠神话的反省甚至否定。韦小宝也不识字，堂堂正正的所谓侠义道精神，也全不及无赖的手段管用。这既是对现实的回归，也是对现实的批判。金庸发掘积蓄多年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道德观念在这部小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不复有前一部《笑傲江湖》矛盾的隐晦。技巧上也达到顶峰，结构布局庞大有机，合拍合缝，视角开阔，展然有序。
　　小说第一回父女谈论文字狱，吕留良详细解释“人为鼎镬，我为麋鹿”的意义，“鼎”即“问鼎中原”之鼎，“鹿”即“鹿死谁手”之鹿，通部《鹿鼎记》取名取材皆由此而来。这第一回几乎成为故事情节的总纲。因为是本书最主要的题材，我就将这些政治集团相互间和内部争斗的情形稍加分析。主要有以天地会一于人为代表的汉人集团企图恢复江山的汉字旗号，公然以正义的名义同满清皇室进行政治的对峙与斗争。另外几个集团是，吴三桂的卖国集团，一味只求私欲，卖一次国不算还要再卖第二次；神龙教集团一心争雄天下分一杯羹，这邪教以内讧自相残杀了结。西藏、蒙古，罗刹国虽也有侵吞中原的野心，不过不太重要，很快为韦小宝说降。实际上真正势力最大的还是欲图反清复明的汉人集团，但由于汉人内部的四分五裂和目光短浅，致使他们在与满清的对峙争斗中越来越落下风。韦小宝刚接触天地会时，青木堂中人在英烈们的灵台前几乎为争做香主争执起来,这同早期陈家洛顺利地据义父遗命当上总舵主是个对照。然后韦小宝又发现天地会与同样竖着反清复明旗号，“江湖上人人敬仰”的沐王府好汉有着多年的宿怨，追溯到十几年前，两派人马为各自拥护自己的所谓真命天子曾进行血战。天地会的徐天川与沐王府白氏兄弟为争论这“大义之所在”而火拼。而天地会总舵主陈近南的上司延平郡王府内更是兄弟阋墙，母子失和，陈近南数次逃过郑克爽、冯锡范的暗算，最终仍惨遭杀害，郑氏大公子也被暗杀。这样的势力集团再庞大也终有一天自我灭亡。对于这种中国人的劣根性，最强的讽刺却体现在罗刹国，韦小宝这不学无术的小无赖仅用在中国人人皆知的一丁点皮毛知识，就使苏菲亚公主顺利掌握了罗刹的军政大权。所谓“中国立国数千年，争夺皇帝权位、造反斫杀，经验之丰，举世无与伦比”真是警世妙句，我没见过有谁这样真实深刻地写出中国人一盘散沙的局面。最妙的是神龙教的描写了。在所有政治集团中唯有神龙教是明确的杜撰，虽然金庸曾强调他的小说并不影射什么，我还是觉得可能是多少受到了文化大革命的刺激。历史上没哪一个朝代哪一个集团如神龙教这样的青眼娃娃兵，娃娃兵们手举刀剑高呼“寿与天齐”，与文化大革命中红卫兵们高举语录呼喊“万寿无疆”，足有七分神似。神龙教中阿谀自大、又人人自危的政治风气，与文化大革命也很相近。本书最初创作时就是因为受到了文革的强烈刺激。但是象神龙教主洪安通这样的作为在历史上却并不鲜见，刘邦、朱元璋都是如此这般坐稳龙椅的。兔死狗烹、鸟尽弓藏是中国政治的经典。大肆诛“老兄弟”等同于刘邦们的大杀开国功臣，只是洪安通将行动发动得过早了些，刘邦朱元璋都是平定天下做了皇帝后才动手“清君侧”，所以洪安通只是个失败的反贼，虽然武功高强，还是死于火拼。
　　本书对权力、政治渗透下的中国文化进行了明如洞烛的体察。在韦小宝眼中，皇宫与妓院没什么不同，只不过更富丽些；而他从小在妓院中学到的权术知识如威逼贿赂、马屁说谎等在各上、中、下阶层都无试不爽，表明封建权力网络的虚荣风气已渗透到每个角落。天地会一干人商量如何反清复明时，他只想着赌钱唱曲；官筵上人人道貌岸然觥筹交错时，他提出唱淫秽小调“十八摸”，这都是对传统正统文化痛快的讽刺。
　　但是书中并未将韦小宝写成真正的无赖。小说末尾顾炎武等当世大儒劝韦小宝做汉人皇帝，这真是惊人的讽刺，仔细一想，也不全无道理。韦小宝从杀史松起，杀小桂子、杀鳖拜、杀四太监、杀董金桂、杀瑞栋，其时气候初成已显一代少年枭雄本色。这样鬼精灵的人才，在相应环境下再熏陶几年，做某个政治集团的首领完全有可能。比如刘邦除了任人为贤，无赖狠毒外就什么也不会，照样做了开国皇帝。为什么不把韦小宝塑造成刘邦一样的大无赖？难道这样一来批判的力度不会更加沉重深刻？所以《鹿鼎记》的讽刺风格实则是高尚的。《金瓶梅》在写作中反映出作者对丑恶世态既夸大又羡慕的心理；晚清文人因不得志而著谴责小说骂人，这些都不能与《鹿鼎记》相比。鲁迅对待中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虽没有这样强烈的感情，但是《鹿鼎记》的写作风格怨而不怒，讽而不讥，文辞构思，畅快淋漓，其间表现出作者对中国人的爱心之厚，责心之切，仅以讽刺小说而言，我认为足以与《儒林外史》、《阿Q正传》作鼎足观。此外它还是很好的历史小说与通俗小说。作者的武侠创作就此书而止，读者也无所憾了。

　　总结一下，金庸武侠创作从1955年起大致可分三个时期：1959年前后，创作思想和艺术成就的跨度很大，这一年之前的小说强调救世思想，生活中遵守正统文化的道义要求，以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大义而处世；从1959年《雪山飞狐》开始，作品的批判性加强，时时流露出作者对中国文化中虚荣和虚伪习气的深恶痛绝，对丑恶人性的憎恨，并意识到善良正义所处的困境，爱情描写步人黄金时期，彻底反省早期不甚成熟的民族观念；1965年至1972年《侠客行》、《笑傲江湖》、《鹿鼎记》分别采用反讽、隐喻、讽刺等手法，对生活、政治、历史做进一步深刻现实的描绘与反省，对人性和历史的没落进行深刻的剖析和批判；同时这三部作品反映出作者已经从过于人世的人生观中摆脱出来，在对繁琐喧嚣、互动干戈的外部世界的观测中，寻求、发掘健康与活泼、朴索与自由的人生。在十几年的所有作品中，金庸始终不忘真善美的意义，高悬纯洁与美的童话精神。通俗小说的趣味意义在这一系列本质思想与神话结构的结合过程中被发挥得尽善尽美。总体上就象金庸自己所讲的那样，后面的比前面的写得好，长的比短的好，世界观也在一年一年地进步。写到此叫声惭愧，因为机缘所限没能看到金庸的最后一部短篇《越女剑》，却给文章取了这么托大的题目，未免不尽不实。至少在这篇也许过长了的评论中，我证实了金庸的武侠小说绝对不仅仅是通俗意义的小说。喜爱金庸、理解金庸的读者早已将他的名字永久地扎根在心里了，相信总有一天，世人会象承认安徒生一样，承认中国的金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