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小说与《红楼梦》几点比较
2011-09-02 15:56:35  作者：严伟英  来源：网络转载  评论：0 点击：

　　鲁迅对世情小说下的定义：大率为离合悲欢及发迹之事，又缘描摹事态，见其炎凉，故或亦谓之“世情书”也。《红楼梦》与《鹿鼎记》都是世情小说。《鹿鼎记》实在是金庸小说中最重要的一部，它在文学史上实际应占的地位迫使我专辟一章论述。
　　世情小说以如实描写事态人情著称。世态人情四字可解释为：世态，即众生相；人情，即人际关系。中国人的特点往往更表现在人际关系中，因为中国是个讲关系的民族。把关系称作“情”，可见中国实在是个礼节上注重感情的民族，实则又另当别论。世情小说中，我不喜《金瓶梅》，遍地是丑恶，也不赞成《围城》，满眼卑微无奈。在社会关系的笼罩下，邪恶者偶露善相，怯懦者忽发奇勇，正直者一念差池，都是很常见的事。《红楼梦》“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这种难能可贵的写实风格塑造了一大批地地道道、个性鲜明的中国人。
　　《鹿鼎记》主角韦小宝的很多缺点，正是许多中国人的缺点；他的优点，金庸认为也正是中国人身上最明显的优点：能够适应环境和讲义气。康熙虽是“仁主”，为保江山，谁也阻止不了他诛灭天地会；汉人一心谋刺康熙，不是因为康熙坏，而是为了夺回江山。小说中任何政治集团所作所为都不能说是正义或非正义的，没有是非之分，只不过都想问鼎天下。这部小说还原了历史的真实面目。
　　肝胆相照的天地会兄弟，为夺香主之位，差点起内讧；康熙虽与韦小宝情同手足，却对韦森然言道：“若你有反意，怎容你活到今日？”兄弟之情及不上江山之毫厘；阿珂、苏荃等人原先何等强硬，仅因韦小宝一次强奸，都甘心做了他老婆；便是救世主性质的陈近南（我总觉象孙中山）不幸惨遭暗害，临终担心背上轼主罪名，不许韦小宝报仇。这些都是历史局限下的人性弱点。连五台山那位临时雇工于八，都象足了贾宝玉撞见的王一贴。所谓“不扬善，不掩恶”，这样的史笔，尤其在思想过激的二十世纪，是多么可贵。
　　《鹿鼎记》中随处可见中国社会特有的人情世故──等级制度下特殊的人际关系。韦小宝原只是个任何人都可打骂的小无赖、小太监，仗着运气好，巴结上了皇帝发达起来以后，世人对他的态度越来越恭敬了。众文武百管虽看不起他为人，当面谀词如潮大加奉迎。大观园作为小社会情形是一致的，连贾宝玉闲时所作的诗赋，都“有那一等势利人，见是荣国府十二三岁的公子作的，抄录出来各处称颂。”因见是富贵子弟的诗，便蜂拥传诵，炎凉世态，遍地可见。
　　韦小宝的最大优点是重义气，且好赌成性，民间泼悍的血性性格使他结交了许多真正的朋友。《红楼梦》原定结尾贾府家败后有贾芸丈义探庵，刘姥姥报恩救巧姐的情节，蒋玉涵柳湘莲等都有义举。同武侠小说一样，《红楼梦》把救世的理想寄托在民间崇尚的侠义精神上；儒道作为社会的主流，显得虚弱而失败。
　　相对于曹雪芹，金庸具备了较多揭露现实的自由。《鹿鼎记》直指中国政治中根深蒂固的恶习。韦小宝深通为官之道，打官腔，敲竹杠，瞒上不瞒下，花花轿子人抬人（贾雨村的法宝），有财大家发，深得上官下属拥戴。且这套法宝在任何政治集团无试不爽，无往不利；彻底敲碎了中国两千年腐败吏治的虚壳。小说深刻揭示了政治腐蚀一切原始道义的现实。中国向来是个政治力量无孔不入的国家，任何哲学创意一经政治力量捕获，很快变形扭曲，为其所利用。韩非云“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若他晚生五百年，绝对不会有此种忧虑。从上古时代的游侠演变而来的侠客们一旦加入某帮某派，立即失去了原始的自由和活力，成为甘受政治力量摆布的工具。连革命家陈近南都脱不了忠仆的局限，更不用说其它儒道佛等一干信仰体系，皆逃不脱这一噩运。所以在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越女剑》中，男女主人公最终都远离了政治。故事冲突不再以政治或政治势力为起因，仅围绕游侠与美女展开：阿青颓而败走，并非用意批判武侠，而是为了诗意地讴歌女性温柔的美。现在有人说《鹿鼎记》是反武侠的，若金庸真有意反武侠，不会反复描写韦小宝义字当头的特点。
　　贾宝玉最不喜谈“仕途经济”，他和林黛玉都追求健康活泼的人生，也因此受到命运的覆灭。天才的追求往往是一致的，曹雪芹和金庸都试图摆脱一切功利价值观的束缚，追求自由的人伦情感。
　　“自执金矛又执戈，自相戕戳自张罗”，这首评诗承认《红楼梦》自破自立、自相违驳的创意。李庆说《红楼梦》的核心主题是：新的人生追求与传统价值观的冲突，以及这种追求不可实现的痛苦──贾宝玉这块顽石，虽有无比崇高的坚强信念，毕竟是“无材补天”的废物。在金庸尚未成熟的创作早期，往往借牵强的团圆神话掩饰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小说以理想战胜邪恶的结局麻醉读者。以后随着现实因素在小说中的不断生长，掩饰无法继续得逞了，于是他选择另一种方式表现理想和现实的冲突，即，高高在上的反讽或讽刺，让冲突演变为喜剧或闹剧。
　　《鹿鼎记》及前一部作品《侠客行》都正应了鲁迅对喜剧下的定义“喜剧将那无价值的撕破给人看”，在金庸所有长篇中，是内容最饱满、主题最成熟的批判杰作。
　　
　　结束语
　　
　　本文关于金庸小说与《红楼梦》的比较评述，对金庸有所偏袒，实在是因为时至今日，在所谓正统的殿堂内仍有许多言论混淆金庸小说的意义。那些对于“通俗”二字持有神经质观点的人，不妨细读布莱希特的一段话：
　　科学和艺术，一个经管着人类的生计，另一个经管着人类的娱乐。在正在到来的时代，艺术将把新的首创精神变成娱乐的源泉。而这种新的首创精神将大大改善我们的生计，一旦它毫无阻挡地得到发展，就很可能成为最大的一种享受。（〈戏剧小工具篇〉第二十条）
　　中国目前的长篇小说，极大部分情节方式单一、叙述结构粗糙、表现空间狭隘，因为作家们太安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主流格局。大陆自伤痕文学以来，寻根主义、新写实主义、先锋派或主旋律作品，均风行一时，或以严肃姿态实现对浪漫主义的反动，或满足于情节化的散文，好一点的叨叨闲嗑家常，坏一些的以艺术之名诲淫诲暴，看似千姿百态，实则千人一面。而台湾多年未能摆脱张爱玲、胡兰成的影响，除王文兴等少数人以外，范畴只限生活细节和生活随想，颇显小家气。由此更可见金庸的可贵，他的成功表明，其穷尽二十年之力摸索而得的写作手法和题材意识，也许可挽救陷入困境的长篇创作。
　　写评论，作翻译，搞比较文学的老师们，能否暂且放下一味介绍外国的重担，先把脚底下中国文化的瑰宝──白话小说诸如《红楼梦》、《鹿鼎记》之类拣起来，然后告诉中国和外国的文学界，这才是改良长篇小说的希望。

　　作于一九九八年十一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