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

2011-09-02 21:37:00  作者：盈盈  来源：网络转载  评论：0 点击：

　　“清女”与“浊男”：金庸小说中女性形象的第三个基本特征是她们组成的至情至真的女性群体与权利熏心的男性世界形成鲜明对照。

　　男女爱情为人类诸多感情中最强烈、最丰富、最有诗意的一种，它产生在人最敏感、最有活力的青春岁月，一直被作家们作为人类真性、真情、真心的代表和象征。文学中“爱情”的内涵几乎总是远远大于现实中的爱情。以“爱情动物”为人格核心的女性群体自然可能构成“至情至性”的载体。恰如曹雪芹把他的理想寄托在大观园里、女儿国中。

　　第一个特征“爱情动物”符合历史现实和中国女性的客观状况；第二个特征“仙化”则代表了作者对女性人格的主观评价。在这两个特征的基础上，运用比较的方法一看，我惊奇地发现金庸小说中“女清”“男浊”竟如此分明。

　　金庸揭露人性丑恶的代表作是《笑傲江湖》、《连城诀》。两部书都是寓言。《连城诀》写夺财，《笑傲江湖》写争权。人性的贪婪、自私、阴险、奸诈、凶残、虚伪集体亮相。然而，在这两个群魔乱舞的世界里，竟然找不到一个女性是奸邪之徒。《连城诀》里较重要的男性角色，除了狄云和丁典，全都是贪婪控制的魔鬼。书中女性形象很少：戚芳、凌霜华、水笙。

　　她们的家庭背景和武功学识各异，但不约而同地在尔虞我诈的环境中保持着纯朴的心。　　在未知人世险恶前，她们的纯洁善良不足为奇，动人的是在遭受邪恶欺骗和暴力迫害之后，知道了人世险恶仍然坚持着人性中美好的东西。最具有震撼力的情节是戚芳在马上就可以和狄云逃走前一刻，出于夫妻恩情去救丈夫，被泯灭天良的丈夫匕首刺胸而死。

　　戚芳缺乏赵敏、任盈盈那样的识人慧眼，也缺乏黄蓉、阿朱面临困难和障碍时的坚定意志，然而这个纯朴的乡下姑娘却用生命证明了她是多么无心机。《笑傲江湖》人物更多，规模更大，严伟英在《金庸创作的思想历程》中推测“几年后创作的《笑傲江湖》，基本框架就仿佛从《连城诀》脱化而来”。和《连城诀》一样，《笑傲江湖》也没有“坏女人”。书中有姓名的女性形象主要有：任盈盈、岳灵珊、仪琳、曲非烟、宁中则、定静师太、定闲师太、定逸师太、蓝凤凰、老不死、哑婆婆、王夫人。她们不争名利，不施阴谋，不害人。岳灵珊移情别恋也许让一些读者忿恨，然而金庸在书中安排了足够有力的理由，没有写明而已。

　　一、余人彦调戏扮成酒家女的岳灵珊，林平之仗义误杀了他，表面上这条人命成为林家灭门的缘由，但岳灵珊焉能不感激林平之？钦佩林平之？

　　二、令狐冲在林平之入华山门下之前已经结交“采花大盗”田伯光，中间夹进另一个美貌少女仪琳，这不可能不影响岳灵珊对令狐冲的印象。

　　三、岳灵珊负责直接指导林平之练剑，朝夕相处。恰恰此时令狐冲在山顶面壁一年。请注意：这两件事都是岳不群安排的。从后文岳不群使“冲灵剑法”诱劝令狐冲重归华山看来，他当时完全了解独生女与大弟子的感情进度。岳灵珊是岳不群手上的一颗棋子，用好了，全盘皆活。她若和林平之成亲，岳不群则可以父亲和师父的双重身份享有他早已垂涎的《辟邪剑谱》。后来令狐冲身价飚升，他又可以把已经与林平之订婚的女儿当作最有效的诱饵来钓令狐冲。

　　完全可以设想令狐冲面壁那一年，心思如此缜密的岳不群不会对岳灵珊和林平之的关系无所作为。所以岳灵珊实在是一枚可怜又可悲的棋子。这枚棋子至死痴情不改，一支福建山歌伴着她走向毁灭。

　　“男浊女清”的对比除了体现在对财富名利权势的不同态度上，也体现在男女对待爱情、两性关系的不同态度上。

　　金庸小说中男女主人公的爱情观都很纯洁、很现代化，男主人公爱情观高出传统才子佳人小说和旧武侠小说之处，陈墨在《金庸的产生及其意义》中归为四点：爱情关系一对一；美女不再是给英雄的奖赏，英雄一样经历爱情的磨难；女性及其爱情故事在书中占据中心地位；将女性、爱情、婚姻视为人生重要内容。

　　然而金庸的浪漫精神并未阻碍他揭露男性在两性观念上的阴暗面。小说中有三处情节颇耐人寻味。

　　一是《笑傲江湖》中岳不群与蓝凤凰在船上会面。蓝凤凰爽朗大方、霁月光风，正是“人”该有的样子，反而引得“君子剑“和弟子们心神不宁。我以为这里的假道学可以与鲁迅的《肥皂》对比着读。

　　二是《连城诀》中汪啸风决意抛弃水笙的心理过程。最初他考虑过接纳被血刀老祖“玷污”的水笙──实际上未成事实。这代表了传统道德对男性“高标准、严要求”的一面，要求他们承担一切，其中也不无自视甚高的成分。然而随即另一种想法占了上风，娶一个失贞女子岂不颜面扫地？前后两种观念完全相反，然而都不是叛经离道、荒谬绝伦，它们都在正统思想、“主流意识形态”允许范围之内。

　　汪啸风对水笙的抛弃含有一个前提：水笙不是人。推理如下：财产和物品没有知情意识，抛弃破损的财产不会使它们愤怒、恐惧或屈辱→抛弃水笙时不必考虑她的反应，水笙不具有知情意识→知情意识是人特有的→水笙不是人。社会道德体系很复杂，不同的标准和不同的层次适用于不同的范围，达成和平共处。尤其要注意，默许的而不是宣讲的、不成文的而不是成文的、下意识的而不是理智选择的道德规范，实际上在的生活中更有力地支配着我们的行动。一种规范、一种价值观如果常常被学者挂在嘴上，写入文章中，刊在头版头条，恰恰证明它尚未真正溶化成为支配社会的精神力量。几曾见过有人著文号召《我们中国人要讲面子》？

　　三是陈家洛在霍青桐，喀丝丽两姐妹之间陷入矛盾时的心理活动：“‘──唉，难道我的内心深处，是不喜欢她太能干么？’想到此处，矍然心惊，轻轻说道：‘陈家洛，陈家洛，你的胸襟竟是这般小么？’”另一方面他觉得“‘和喀丝丽在一起，我只有欢喜、欢喜、欢喜……’”男性毫无选择的社会压力之下要承担太多责任，造成了两性能力的失衡，一方在重负之下失去许多人生乐趣，另一方的能力遭到压抑和约束。在任何不健康的关系里，受损害的绝不仅仅是某一方。如果陈家洛所处的文化给他真正的男女平等观念，他怎么会为霍青桐的才智耿耿于怀呢？当然完全可以认为，陈家洛选择喀丝丽就是出于感情而不关什么抽象观念的事，可是没有完全纯粹的所谓“感情”，正像自然界没有绝对纯净物一样，再冲动、再无功利、再强烈的感情中都含有理智思考和价值取向。如果陈家喀的感情真的那么“纯”的话，他应该为所爱者的智慧高兴而不是失落、自危。

　　“清男浊女”的对比虽然存在，但两个世界的规模和深度都不对等。作者并没有让两个群体各自代表光明与黑暗或人性与兽性。除了这种过于极端的 “性别歧视”与实际生活不符之外，还因为女性群体尚不能与男性世界并肩而立。女性形象的精神世界相对单薄，行动能力更是欠缺。她们基本上孤军作战，没有与世界更广泛的联系，没有形成不同于男性世界的行为规范与道德体系。

　　被称为“人情大观园”的金庸小说写尽了人世百情，唯独少了一种感情：女性之间的友情。史湘云和林黛玉的惺惺相惜，鸳鸯和司棋之间的“奴才”相怜，平儿对尤二姐的同情，类似的女性友情在金庸书中缺席。

　　当个体有了足够的自我意识，发现自己与一些人的同，与另一些人的异，他才会喊出“团结”的口号。女性在金庸小说中用了一多半时间与90%的精力来处理自己的婚恋，她们以一种美好的姿态依附于一个异性，如何可能与同性产生高品质的友谊？同性友情的匮乏无疑证明了女性群体的松散。《连城诀》和《笑傲江湖》中魑魅魍魉，相互血肉相联，文化内涵丰富厚重，行为套路前承古人后有来者，而女性的善良或不幸都单纯得多、单薄得多。女性对现实斗争涉入甚少，是生活的配角、群众演员、乃至旁观者，应该也的确保留了更多赤子之心。女性的至情至性是“幼有父母长有丈夫”的环境保护下的一种较原始的、未开化的品质。它美，然而也幼稚、脆弱，不是在理性思索后的能动选择，找不到多少人格的光辉。可以说，是社会角色把善良和真情分派给了她们，而不是她们选择了善良和真情。她们的人格美普泛而浅薄，永远不能达到男性形象的艺术震撼力。李泽厚把美感分为三个层次：悦耳悦目，悦心悦意、悦神悦志。萧峰、令狐冲、洪七公的形象达到了悦神悦志的高度。

　　女性形象的美貌衣着可悦耳悦目，技艺柔情可悦心悦意，但无一人达到了悦神悦志的境界。收山之作《鹿鼎记》是公认的文化寓言，金庸已经比写《书剑恩仇录》时成熟、深刻许多。《鹿鼎记》融合了金庸对中华传统政治、中国国民性乃至对人生彻底的失望、严肃的批判和敦厚的宽容。

　　这里只谈两性关系部分。韦小宝娶了七个老婆。七个女子没有一个是出于现实意义上的爱情（如郭靖与黄蓉、张翠山与殷素素等）嫁给韦小宝的。双儿出于奴性，沐剑屏和方怡出于无奈，建宁公主、苏荃和阿珂出于名节，曾柔出于感恩。七个兰心蕙质的女子都不可思议地嫁给了韦小宝这样的高级无，真是写得妙！此时距离作《书剑恩仇录》已有十三四年，其间金庸经历了结婚、为人父、幼子夭折、因刺“文革”遭香港左派威胁等，种种人生大事，他的浪漫气质，特别是在爱情婚姻观上的浪漫气质，已经少了许多。香香公主的圣洁光环在《鹿鼎记》七女身上已完全消失。十二部长篇中《鹿鼎记》的结尾最“俗气”，沿用传统旧小说“金玉满堂、妻妾成群”的大团圆结局，但寓义与传统小说戏剧不仅不同，而且恰恰相反。

　　旧小说对这样的结局是殷切向往而不可得，《鹿鼎记》对韦小宝“大功告成”渗透着悲凉和讽刺，与鲁迅写阿Q“大团圆”相似相通。因为《鹿鼎记》是严肃的文化寓言，韦小宝必须娶不止一个老婆才真实。

　　《鹿鼎记》里已无仙化的女性和明显的清浊之分，恰恰表明金庸对女性和两性关系认识的深刻化。

　　“众星捧月”的爱情模式：自觉避免重复自己的金庸却一再陷入一个情节模式：一男多女，众星捧月。

　　严家炎在《论金庸小说的现代精神》中提出多次出现的“男主人公总是被好多年轻美丽的女性包围着”的现象说明：“金庸小说积淀着千百年来以男子为中心，女性处于依附地位的文化心理意识，虽然作者自己也许并没有明确意识到。”本文将展开分析这一很耐人寻味的爱情模式。

　　金庸十二部长篇中，十部的男主人公都是众星所捧的月亮。

　　《侠客行》中石破天（狗杂种）实际上身边仍有丁当和阿绣两个姑娘，但丁当是把他当作另一个人的替身，勉强不算。《雪山飞狐》里胡斐只有苗若兰一个追求者，不过到《飞狐外传》又成了两个：程灵素和袁紫衣。金庸小说具有充沛的现代意识已是公论，为什么“众星捧月”模式仍反复出现？其中有四点必然因素。

　　首先，这是几千年一夫多妻制的投影和变形。如何变形？

　　金庸的现代观念让他舍弃了旧小说的贤妻美妾的俗套，他自己本人在生活中也向往“从一而终的爱情”，同时“江湖”这一半虚半实亦真亦幻的环境又使女性像在现代社会中一样自由地表达爱情，于是“妻妾成群”变形成为男主角不断邂逅钟情于他的美女。

　　其次，在小说描写的真实历史时代和虚构的江湖世界里，女性接触的生活面都远比男子狭窄，择偶范围远远小于男性。如果我们可以把现实生活“简化”一下，可以得到一个“公式”：

　　某人追求者的人数=某人的魅力值×某人接触到的异性

　　当然，决定爱意萌发的因素远远比这复杂，但单论这一个因素，道理确实如此。《射雕英雄传》中有段小插曲。大家闺秀程瑶迦竟然出来走江湖，原来是为了找郭靖。金庸写道：“她是大富人家的千金姐，从来不出闺门，情窦初开之际，一见青年男子，竟然就此钟情。”　　《神雕侠侣》里的公孙绿萼、《雪山飞狐》里的苗若兰、《笑傲江湖》里的仪琳在遇到意中人之前，也同样生活在封闭、压抑的环境里，她们爱上第一个闯入生活的、有可能成为恋人的青年男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没有别的人选。这是一个太简单的概率计算题，以至于常常被忽略。

　　第三，金庸笔下的男性比女性更有人格魅力。为了塑造人物的需要，用女性的爱情来衬托是手法之一。同性之间可以比较谁更有魅力，异性之间也可以吗？可以。既然同是“人”，那么以宽广的胸怀、坚定的意志、深厚的仁爱之心、纯真的品格──这些理想人格做为评判标准，我们完全可以比较异性之间谁更有人格魅力。《书剑恩仇录》中骆冰比余鱼同强，　　《射雕英雄传》中黄蓉则不及郭靖。当然，对具体人物的评价大家完全可以各执一端，但是女性形象中没有悦神悦志的高级人格美，女性的人格不及男性形象完善自足，却是不容置疑的。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男性形象在金庸笔下一直处于成长中。他们的武功、见识、心智、品德无不在一步步提高。诚如马克思所言，人的本质在于人有无穷的可能性。一个处于发展和进步中的人当然具有魅力。杨过初见陆无双和程英时只是一个滑头小乞丐，再见二人时，少年英侠的武功、自信、勇敢、乐观，令二人为之倾倒。

　　与此恰恰相反的是，金庸笔下的女性很少成长的痕迹。她们第一次出场和谢幕时没多大区别，我们看不到她们的武功、智慧、人格有什么进步。一个停滞不变的人实质上是在退步，魅力必然受到损害。黄蓉是个最典型的例子。初识郭靖时，她武功不比郭靖弱，见识、机智更胜郭靖几倍，在感情上也比郭靖成熟。但在后来的成长历程中，郭靖迅速成长起来，黄蓉却没有多大变化。于是在《神雕侠侣》中，郭靖已修炼成一代大侠，风范令人神往。而黄蓉却成了一个多少有些自私、心胸狭窄的小妇人，与《射雕英雄传》里精灵似的黄蓉相比，读者普遍更喜欢“未婚黄蓉”。郭靖这块璞玉发出最柔和灿烂的光华时，黄蓉却从珍珠变成了鱼眼睛。

　　第四，武侠小说是男性写给男性看的书。人总是有肯定自己的倾向，这是一种适度的自恋。人可以批评自己，但很难否定自己。每个人都向往赢得异性的赞赏、青睐和爱情。蒲松龄安排花妖鬼狐走入书生房中，古龙一厢情愿地赋予楚留香、陆小凤超人的性吸引力。

　　当代言情小说主要是女性写给女性看的书，便常有不幸少女遭遇一个或多个钻石王老五的模式。在把金庸小说庸俗化的电子游戏软件中，爱情专一、一夫一妻的现代观念被抛弃，重归旧小说的模式，这说明“众星捧月”模式迎合大众（男性为主）口味的，在于它是现代观念与旧思想的巧妙协调。

　　结语：金庸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展望。

　　金庸小说女性形象的艺术水准远远高于大多数武侠塑造小说和言情小说，然而这不意味着小说中的女性形象达到了真正的独立。独立，是千百年来一直处于依附地位的女性进入18世纪以来欲说还休、不说不甘、说也说不清的话题。我认为，独立不是独来独往，对女性而言，尤其指不拒绝爱情和婚姻。独立的标志是“灵魂自足”。

　　自足不是封闭，它恰恰应该指向外部世界，能敏锐地观察、思索而又具有去行动、去创造的愿望。它与天地相往来而不依赖任何外物，包括金钱、物质、名誉、权力、爱情、婚姻或者某个具体的人。对金庸小说中和现实中的女性来说，她们所依赖的外物通常是男性或曰爱情。一个独立的个性爱一个异性，是因为他（她）让自己更了解世界、更爱世界。费尔巴哈说：“爱就是成为一个人。”女性只有在具有丰富的精神世界与完善的人格后，她才能真正平等地、高质量地与男性对话，她在稳定的恋爱关系和婚姻之中不会停止自我发展，不会束缚男性而使双方都失去自由。

　　女性再造之日，也是男性更新之时。正如天地、昼夜、福祸、阴阳──男性与女性不可能在另一方滞后甚至缺席的情况下独自发展。没有高质量的女性就难有高质量的男性。

　　那么真正独立的女性是什么样子？她应该异于现在的女性和男性，拥有更完善的知情意识和高贵的灵魂。现实只为我们提供了一些模糊的苗头和理论上的设想，她的样子我现在看不清楚，金庸一样看不清楚。他巧妙地避开，从不勉强创造“新女性”。他创造的赵敏、霍青桐和任盈盈是取传统女性特征作为“主料”，加入一些现代女性的特征作为“辅料”。“主料”固然具有最广大的群众基础，“辅料”也是绝大多数现代男性（读者群的主体）完全可以接受的那一部分。他只写女性的可爱和小小的用处，不写现代女性的矛盾和痛苦，巧妙地回避了一组已成为当今社会“主要矛盾”之一的尖锐问题。相形之下男性形象遭遇的矛盾和痛苦，金庸用了远远更多的篇幅和心力，如郭靖在信义和感情之间的抉择、杨过与社会礼教的对立、萧峰在命运拨弄下的抗挣和深刻的孤独感、令狐冲被正统社会陷害和抛弃……其冲突之激烈、气氛之悲怆、指涉之深广，根本不曾在女性形象身上出现。

　　通俗文学主要是进行文化认同而非文化反思，金庸小说中描写的古代尚未提供“新女性”和新型两性关系的基础，企盼她在金庸小说中出现是不现实的，甚至有“求全”之嫌。然而金庸作为长篇小说大师，他力图在小说中创建一个全景式的人性世界和中华文化的世界，而且做到了，所以我希望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和两性关系能够具有更丰富的启发性和更高的质量。金庸封笔，古龙已去，新派武侠小说如何发展？如何在传统文化与现代化之间找到契合点？女性形象和两性关系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但是读者群中女性太少（她们在读言情小说）、创作者中女性几乎为零，是新武侠在这个方面缺少进展的两个重要原因。女性开始学习说自己的话不过几十年，在中国更短。这个过程复杂而艰巨，充满矛盾和痛苦、迷茫和反复。文学正在成为“女性学说话”的工具，文学自身也在得益于此过程，包括新派武侠小说──如果它的生命足够长的话。

　　(完)